在这个以GDP作为主要经济绩效指标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弄清楚GDP的局限性。GDP是以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衡量的，它忽略了所有非市场形式的生产。例如，一个女性婚后成为了全职妈妈，自己在家做家务带孩子，虽然她的劳动同样是生产性的，但这部分劳动并没有贡献GDP，但如果雇佣全职保姆代替她，这个保姆的收入则会计入GDP，如果这位女性投入工作，那就又贡献了一部分GDP。或许这就是安倍注重女性劳动力的原因。但这样的GDP增长真的值得追求么？
尽管我们承认并追求男女平等，但男主外女主内的普遍分工自有其内在逻辑，根源于男女的生理差异。首先男性的体力优于女性，在机械不发达的古代不用说，在科技已经相当先进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发现，那些工作时间长、工作时间不定时、劳动强度大等等的工作还是主要由男性承担。
其次，或许是更重要的，生育的重任只能由女性承担，这一点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对女性还是雇主。一个预期自己将会结婚生子的女性往往会选择那些工作时间相对稳定（例如朝九晚五）、不太重视资历的工作，以便她们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生养孩子照顾家庭，也使她们没那么容易失业。
这不是危言耸听，对于那些在知识更新快的高新行业（例如互联网）和经验要求比较高的岗位（例如企业管理层）工作的人来说，离职一两年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打击通常是致命的，不管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也正是企业管理层里女性比例比较低的重要原因，符合这些条件的女性求职者确实少，这跟性别歧视没有什么关系（虽然不能保证绝对没有），因为自由市场上认钱不认人的雇主最后一定会发现，对女性抱有偏见的唯一作用就是把优秀员工往竞争对手那边赶。
我们必须明白，女性不工作并不代表对经济毫无贡献。首先，生养孩子本身就是一项伟大工作，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次，妻子往往包揽了繁琐复杂的日常家务（这些贡献并没有计入GDP），这使得丈夫可以摆脱家务的束缚全身心投入工作，这也正是已婚男士的收入普遍比单身汉更高的原因。如果女性都像男性那样以事业为重，那么男性为家务烦心、孩子缺乏母爱、女性不生育不结婚可能就会成为普遍现象，我想这并不是老龄化和生育率低的日本社会需要的。
强行提高管理层女性比例的法案无法改变人类的生理基础，而且政策制定者可能也低估了企业家的能力。人不是橡皮泥，不是想怎么捏就能捏成什么样的。如果企业并非自然达标，提升女性雇员比例又会恶化企业经营，那么企业家可能就会调整策略规避法律，例如裁掉“多余的员工”，当然，有些经营不善的企业破产倒闭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类法案不但难以达到目标，而且也无法起到促进经济成长的作用。
也就是说，目前日本男女工作结构的现状是传统观念驱动下的均衡状态，从短期看，传统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而在这样背景下采取政治措施，强行打破均衡明显是不智之举。况且，面对根植于民族观念的传统，政治手段再强力，其破坏力也值得怀疑，所谓女性经济学在实践中很可能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而不了了之，但这之中的执行成本和带来的寻租行为却要由全民承担，从长期看又是拖慢经济发展的累赘。
4.总结和启示
最后，我们认为，整个“安倍经济学”，除了少数亮点外，仍然是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的延续，本质上和安倍的前任们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同，即便能在短期内做出好看的数据，从长期看也不可能成为日本经济摆脱萎靡状况的希望。鉴于安倍晋三将成为近年来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日本经济将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几乎成为板上钉钉的事。
作为亚洲首屈一指、拥有高度资本主义文明的发达国家，日本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安倍经济学”显然不值得国人称羡。有钱人吃喝嫖赌虽然耗钱，但毕竟家底厚，一时无碍，但要是穷人误以为这是人家变富的原因也跟着学，估计会家破人亡。试想，像日本这样家底极厚的发达国家尚且在凯恩斯主义政策下陷入长期萧条，还在发展阶段的中国，如果也把凯恩斯主义理论奉若神明，其后果就很难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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