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还有诸多挑战
日报：未来在公司治理层面，会对这三家银行有何要求?
周小川：会有要求。国开行已经成立了董事会;口行过去有董事会，后来停止运转了，现在要重建;农发行的董事会也正在设计。加强公司治理，建立董事会是本轮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政策性银行的董事会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可能有区别。商业性金融机构董事会基本按照股东利益来安排，但是国际上也有一些大型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包括两到三个有政府色彩或者公众利益色彩的人担任董事，履行社会和公众义务;这些人不一定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应该是代表中小股东的。
类似地，三家银行的董事会也会是混合型，因为它们承担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职能，所以政府代表的比重会大一些;同时也要有出资人利益的代表，达到较好的平衡，既要有资本约束、保持财务健康，也要切实符合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方向。
日报：地方融资平台目前备受关注，会不会拖累三家银行?
周小川：融资平台的问题，会不会造成开发性金融资本金又变得明显不足?目前的分类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里的融资有一部分有收益;也有一部分是纯粹公益性质的，必须用地方政府的综合税收收入来偿还;还有一部分是混合型的，市场能够偿还大部分，小部分缺口仍需地方政府用综合收入来偿还。
如果地方政府在建融资平台并融资时，相当一部分有担保或者变相担保，过去承诺的应该继续向银行履行承诺。承诺有多种方式，例如基础设施的收费标准、平行竞争的限制等等，既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担保，也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对未来经营项目所设定的条件给出承诺。无论地方政府债务下一步如何处理和重整，过去做出的承诺都应该履行。不然的话，不仅对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有影响，对其他大量参与融资平台项目的商业银行也有影响，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日报：三家银行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吗?
周小川：当然相关，相当一部分“走出去”项目都可以看到国开行和口行的身影。这之前，它们已做了不少工作，响应国家“走出去”号召，部署了不少力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
应当说，商业银行也在“走出去”，也做了不少工作。由于前一阶段商业银行处在内部改革的过程中，发展海外业务较为稳健、谨慎。国开行和口行则步子更大一些，抓住机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国开行通过很多自己的努力支持了一些新区域的“走出去”;口行原本主要支持贸易，后来也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基金，主动参与投资项目。总体上看，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在“一带一路”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国开行和口行也是丝路基金的出资者。
下一步，资产质量的把握至关重要。如果资产质量把握得好，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如果资产质量把握得不好，也会有阶段性的收缩和调整。在这方面，三家银行和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是类似的。
日报：三家银行的未来前景如何?
周小川：总的来讲，三家行的改革及其未来道路还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毕竟银行业是个高风险、影响广的行业，不少国际知名大银行都有艰难挣扎的经历。如果我们能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借鉴好的经验，不断动态改进，或许三家行的模式能成为中国特色道路中有光彩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