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虽然开发性银行与商业银行面临基本相同的监管要求，但在一些具体的风险权重上会有怎样的差别?
周小川：监管特殊性方面可不必强调得太多。通过实际账面数据不难发现，国家指令性业务的比例相当低。更多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国家希望这件事情能够由金融机构来做，但是并没有指定非要某一家金融机构做，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觉得能做就可以做，如果不能做也不强求。
对于一些国家希望做，但没有补贴和兜底的情况，三家银行可以量力而为。正如国开行同志所说的，开发性金融强调银行自主决策。方向上是国家战略所需要的，但也要自主决策，不能是行政命令，国开行主要在做这部分业务。
确实会有小比例的业务国家希望按指令实施，国家也会承担未来的风险。这种业务具体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事前规定补贴金额，看哪家银行愿意做，不论是政策性银行还是商业银行，都可投标承担。2007年主要想走这条路，但后来发现有难度，事前承诺补贴有时不易做到。第二种是承诺事后给予兜底，风险权重得以降低，可设置和商业银行一般贷款业务不一样的风险权重，而在内控和监管标准上就不再另开口子了。但这不是主体业务，主体还是三家银行自主决策的自营性金融业务。
日报：国开行为了支持棚户区改造，设立了专门的事业部;央行用抵押补充贷款(PSL)予以支持。在这类案例中，国开行与商业银行相比是否享有优惠?
周小川：具体到一些工具，比如PSL，并不是为某项业务设计的，更多是从货币政策传导的角度来考虑的。从央行的角度看，PSL符合央行对未来中长期利率走势进行引导的需要，当时的情况是利率水平应下行，但如果央行只有短期政策利率，市场反应较慢，所以增加了对中期和长期的利率指导，引导市场未来的利率走势，这是一种前瞻性指引。另外，国际上一种普遍做法是，向央行借钱一般要出具抵押品，有助于防范道德风险。PSL是要求有抵押的，其价格就会与抵押品的品质有关。央行今后还要更多地运用这种有抵押的工具。
日报：对资本金的约束会不会有一个缓冲带?会不会打宽裕一些?
周小川：在解决三家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过程中应该做一些前瞻性的准备，应该多留一点余地，为的是让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另外，既然开发性业务要求财务可持续、保本微利，机构自身也应有一定的自我积累，再加上负债方的资金成本相对有利，所以有条件实现部分积累。
再有，资本充足率达标或略高，有利于三家行在市场上发债融资，投资者会比较认可。
日报：这几家银行以前主要通过发行金融债等方式融资，未来它们是否可以吸储?如果发债，只在银行间市场发还是也可以到海外发，未来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
周小川：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有必要严格限制政策性银行吸收存款。这几家银行发放贷款之后，都要做账户管理、支付管理。比如农发行的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派生存款会占一定比例，允许有一点存款业务无大碍。不过，三家行最近若干年以发债融资为主的状况不会改变，除非突然出现一个能够收购商业银行的机会，但这种机会也不容易出现。比如，国开行已经有10万亿元的资产，需要的存款大概要七八万亿元，很难找到具有这么大存款规模的大机构;如果收购小机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撑起七八万亿元的存款量，所以短时间内改变不了以发债融资为主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