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中国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全球思潮演变和历史纵深下的全新发展战略图景。在周小川看来，资本约束是约束机制的核心，也是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国开行和口行的资本金补充问题已经解决，农发行即将解决。“以前最担心政策性业务不在乎盈亏、盲目扩张规模的问题，现在要通过资本约束加以解决。”他表示。
展望未来，“如果我们能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借鉴好的经验，不断动态改进，或许三家行的模式能成为中国特色道路中有光彩的一部分。”周小川表示。
“还原”改革始末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具体方案讨论日久，而今天对三家银行的改革又和最初设立政策性银行的目标直接相关，最初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建立了这三家政策性银行?
周小川：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经历了周期性变化，对其的理解也在不断演进和深化。
政策性银行源自于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设计。当时的想法是把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让专业银行真正转型为商业银行。后来，农口说也需要一个，就成了三家。
其时的工、农、中、建被称为四大专业银行。所谓专业银行，就是按专业领域划定疆域区隔，而非通过竞争来改善金融服务和资源配置;各领域内具有政策性含义的业务也要由专业银行来承担。例如，国家要支持的农业领域，农业银行就要出资放贷;工业领域的项目资金支持主要靠工行。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有些工厂非常困难，工人过年吃顿饺子都要借钱，这就有所谓的“包饺子贷款”;还有一些按生产线发放的贷款，即使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只要某条生产线生产的产品有市场需求就可以申请贷款，这种类型的贷款叫作“封闭贷款”，但实际上贷款主体是企业，企业将资金具体用到哪里，银行很难搞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专业银行无法按照改革设计顺利转型为提供竞争性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如何解决?这就有了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考虑，即政策性业务由政策性银行来承担，而工、农、中、建四家银行不再承担政策性业务，真正走向商业化改革。
起初，大家对政策性银行的看法比较负面，认为政策性银行的任务就是承担经济转轨期间的“转轨成本”，将来如果经营得不好，或者转轨接近完成时，任务完成了就关掉。在政策性银行发展的过程中，1999年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承接了一部分政策性不良资产，比如国开行就剥离了煤炭行业的一些不良资产。
道理上，政策性金融是准财政性功能，需财政给予补贴或支持。但90年代我国财政很困难，税收占GDP仅为10%出头。结果，国开行自己逐渐摸索出一条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不靠补贴、市场运作、自主经营、注重长期、保本微利、财务可持续的称作“开发性金融”的路子。其实，这也是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概念，使“开发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有了区别。
前段时间我读《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杂志，有篇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文章，题目是“开发性金融的影响”，就使用了开发性金融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