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未来的中国的经济还得靠房地产，是不是意味着房价还要涨？任志强对你的观点好像不太同意。
李稻葵：这个比较复杂，任志强没有表达自己的主要观点，无非是你说东他说西，我是说中国的房地产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中国的一个支柱型行业，因为还要把西部城镇化，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房价会一味的上涨，而是说大中小不同类型的城市会有不同的格局，房地产仍然是支柱型的行业，房地产投资将会在年底逐步的恢复，但是并不等于说全国的房价会往上走。
三
在世界经济学史上，你比较欣赏哪个经济学家或者是哪个经济学派？
李稻葵：从方法论上讲，我比较欣赏的是冯·诺依曼，他顶得过十个纳什的贡献。冯·诺依曼奠定了当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他把整个博弈论框架都建立起来了，而纳什只不过是在框架里面做了一些重大的贡献，纳什之后的学者们更是在纳什的基础上做一些修补。
作为经济学思想，我最崇拜的还是亚当·斯密，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观察者，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观察者，他是思想家。他的思想非常深邃，也非常宽阔，我觉得现代人对他是误读的，读窄了，谈亚当·斯密只谈“看不见的手”，只谈劳动分工，但是他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如何治理，为什么需要法院，法院为什么不能由私人来拥有，为什么要收关税，什么时候收关税什么时候不收关税等等，他有非常系统、非常深刻的论述。
在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这一点上，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观点是不同的，不知道对这两个人，你更倾向于哪个？
李稻葵：这种争论太简单化、太幼稚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不同的定位，比如说在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看不清楚，搞不明白，当然要由市场来发挥作用；但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企业家看不清楚，看得清楚他也没有能力，当然应该政府多发挥主导作用，所以这个争论是太幼稚、太抽象了。
这场争论谁对谁错，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基本的要素，这两个基本的要素都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像自然资源一样不可改变的禀赋或者DNA。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果抛开一个民族的社会禀赋，抽象的谈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社会禀赋就两件事：一是老百姓对市场经济的认知程度或理性程度。换言之，老百姓会不会玩市场经济？江浙人很聪明，早就会玩了，他们早就会把土地拿来质押开发，湖南的农民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有人还不知道借钱要收利息，两个不同的地方老百姓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怎么可能拿一个标准来实施？在江浙一带，政府当然应该少管一点，在湖南，不能把地全给农民，给他，他三下五除二卖了，挥霍掉了，就成了政府的包袱了。
第二个是政府有效的组织能力。我非常坦率地讲，中国由于有两千多年的文官制度，政府的组织能力比非洲甚至东南亚国家强了千百倍。官员是通过复杂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磨练出来的，所以长期以来公务员在社会中备受尊重，社会地位很高。这部分人是控制了信息，控制了知识，有很高的教育水平。所以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落实到今天中国这个环境下，我们不能简单地站在谁的一边，必须把这两个因素放进去考虑，甚至于不同的省份都应该有不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