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反复讲，股市上融资的量是有限的。我再强调一点，证券业的从业人员可能过多看的是局部，而不是宏观，一定要看宏观。对局部来讲，股票涨了，大家欢天喜地，觉得整个经济好像是活跃了，股市跌了，就世界末日了，不能这么讲。
这次的暴跌是对非理性繁荣的报复，因为前阵子涨得太高，有很多股票是虚高的，很多烂资产都在暴涨，所以暴跌是必然的。
民间有个说法，现在是在打A股保卫战，在你看来，是谁和谁战，为谁而战，谁会赢谁会输，赢了会怎么样，输了会如何？
李稻葵：在股市下跌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认为，股票市场一钱不值了，悲观情绪是蔓延性的，它会形成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实现，如果他们的人数很多，就可以做空，带来股价下降，股票降了以后会用杠杆，以前买股票的人就会被迫卖股票，又形成了一轮一轮的下降，没有底线的下降。这场战斗是悲观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的一个斗争 ，双方都有自我预期的可实现性，结果取决于哪一方的人多，取决于中间派会倒向哪一方。
目前情况下还是应该救市的，为什么救呢？主要是应该稳定预期，不能让预期无限制地往下走。
三千七八这个点位是比较合理的，中国在这个点位上的市盈率和美国差不多，我们是17，美国是16，而日本是26，所以我觉得这个点位上政府出手护盘有理性的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盘子稳定下来之后，一定要想方设法要改革机制，不能搞那么多的杠杆，而且一定要允许股票市场做一些结构性调整，非理性的、有毒的，没有任何基本面支撑的股票，要允许它调整，不能说所有的股票都不能跌。总体上讲，微观层面要允许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宏观层面要发挥政府对信心的主导作用。
你讲到救市不是为了保点位，是为了消除股市的制度性弊端，制度性弊端主要是包括哪几个方面？
李稻葵：制度性弊端最主要的是杠杆太高，这就会带来非理性繁荣，同时又使调整的过程非常痛苦，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调整。
制度层面还必须干一件事情，一定要把股市的基本面做好，公司治理一定要规范，上市公司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一定要兑现自己的承诺，不能拿了钱之后胡搞，要不不赚钱，要不是赚了钱不给老百姓，必须建立法治基础。过去20多年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好的股票市场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有良好的法治基础，实行普通法的国家更是如此。股票市场必须保护投资者利益，而我们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显然是缺少的。
比如，某个上市公司，大股东欺负小股东，没有兑现承诺，把上市公司的钱挪到了另一个大股东控制的企业，小股东发起集体诉讼，法院必须实事求是的受理。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打官司的案例都是在上个世纪。地方政府是保护企业的，地方政府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儿子、孙子来管，根本没有合理性。
我建议要在上海建立高级证券法院和高级证券检察院，这才是搞好股票市场真正的基础。
政府这次救市会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
李稻葵：到目前为止，已经产生了基本的效果，出现了稳定的苗头，并不能说已经完全胜利，要看看那1200只停盘的股票能不能打开跌停，所以说应该是初战告捷，但还没有大获全胜，还要坚持。更重要的考验是，股票应该在大盘整体稳定的前提下有升有降，今天这样一起红一起绿就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