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过去十年，国企日子比较好过，国企改革几乎是停滞的，现在因为经济有下行风险，国企改革重又被提上议事日程。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 您觉得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江平：国有企业的突破口，应当把垄断性经营，或者现在叫特许权经营逐渐放开，国家垄断性经营的应该只限于某些和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领域。而涉及到资源配置方面，应当是平等的，为什么石油开发就只能是国有企业去开发，民营企业就不能取得石油这个重要的资源呢？这本身是不合理的。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似乎我们还是更相信国有企业，认为国有企业信用度比较高，产品质量比较好，这是观念意识上的差距。若干年以后，民营企业也有了自己的基础，品牌价值、信用度越来越高，就会形成真正的竞争局面。竞争局面是一个国家进步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什么东西都被垄断了，就没有进步可言，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才能有更好的东西代替落后的东西。
政府管经济，应由立法规范
江平认为，中国的法治问题最根本还是公权力和私权力的边界划分。这其中就包括公权力如何合法行使并受到制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在江平看来，应有一部系统性的法律来明确规定政府管理经济的各种行为，减少政府过多干预，建设“有限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您谈到政府职能应该有明确规定，不能像过去那样大包大揽，要做“有限政府”，那么，“有限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打造？怎样让政府把手里既有的权力放掉呢？
江平：其实“有限政府”就是一句话：该你管的你就管，不该你管的就不管。 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制原则，各尽其职，在你管的权限范围内管好，不该管的你管了就是违法。政府应该管的部分，从三中全会决定来看，主要是两部分：一是宏观可调控，微观交给市场；二是管好市场秩序，包括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监管产品质量等等。
《中国经济周刊》：政府少管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法制环境，才能保证市场不仅自由、平等，同时还规范、有序？
江平：这就是我常说的，市场法制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自由的法制，一个是市场秩序的法制。市场自由的法制当然要由市场主体自己来决定，过去我们在市场自由方面是欠缺的，原因是我们从计划经济转过来，市场还不发达，自由度还比较小。
但是，我觉得市场秩序也是很重要的方面，这一点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政府不管好市场的秩序，就是失职。从现在来看，中国市场秩序的状况是很不好的。我曾经看到一份材料，中国的市场秩序在全世界排名100多位。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市场秩序还是很混乱的。这只能靠政府来解决，不能靠市场自己解决，因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更多是考虑在自由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竞争，往往在秩序方面要靠强制性的规范、国家的法制手段来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