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贫治理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创新研究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小林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坚持精准帮扶，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增强内生动力，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健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政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中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在减贫治理实践和“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基础上，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与工作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过程。系统总结中国减贫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对“十五五”时期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扶贫规划作为关键手段，通过明确目标、对象、措施和责任，将发展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分步推进是中国减贫治理的长期实践路径，在消除绝对贫困总目标下，分阶段、区域和步骤梯次实施，持续发力。中央与地方纵向联动、东西部地区横向协作，构建中国特色的减贫治理网络结构。立足中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运用供给型政策、需求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三种工具，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推动减贫治理领域的理论创新。（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小林，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乡村发展、区域协作、公共政策，主要著作有《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等。
“制”“治”结合反贫困的中国实践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蒋永穆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使命。中国特色“制”“治”结合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已然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本源性和内生性两个维度实现“制”与“治”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认识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反贫困政策，不断夯实消除绝对贫困的制度基础，最终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实现本源性“制”“治”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中国反贫困实践精准剖析造成贫困的具体原因，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扶贫主体、方式、内容上形成系统性推进格局，实现内生性“制”“治”有机结合。
中国“制”“治”结合反贫困实践可以归纳总结为四项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既应长期坚持，亦需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筑牢“制”“治”结合反贫困的根本保障。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确保“制”“治”结合反贫困的正确方向。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夯实“制”“治”结合反贫困的内在依托。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内生动力，使其成为“制”“治”结合反贫困的积极参与者与成果共享者。四是不断创新扶贫方式方法，激发“制”“治”结合反贫困的强劲动力。这四大经验不仅是中国取得反贫困历史性成就的核心密码，更为全球反贫困事业贡献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蒋永穆，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产业经济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农业支持体系论》、《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百年探索（1921-2021）》（合著）等。
国际比较视角下中国反贫困的成功经验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左停
系统性比较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全球贫困治理的理论谱系，可以提炼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六大特色，即坚持开放性，立足中国实际、兼收并蓄；坚持系统性，统筹推进、整体优化；坚持人民性，促进全面发展；坚持长期性，动态推进、梯度优化；坚持适应性，注重精准施策；重视实践性、可操作性。中国反贫困理论具有三大突出的普遍性、学理性理论贡献，即整体性贫困治理、农户资产与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精准帮扶体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数十年反贫困实践中，立足本土贫困特征，构建起覆盖不同阶段、适配不同区域，包含多种模式的动态减贫体系，积累了具有实践深度与理论价值的脱贫经验。从空间维度看，中国疆域辽阔、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其贫困类型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征，使中国在应对不同类型贫困时探索出的实践路径，能够与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贫困治理需求形成对应。从时间维度看，中国数十年的反贫困进程覆盖从低收入阶段到中高收入阶段的完整发展周期，其减贫方略的动态调整与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相呼应。中国脱贫模式及其经验的世界意义具体体现在：以规模价值、共识凝聚与合作赋能，为全球减贫注入中国力量；推动以国家为主导的反贫困整体性治理，为全球减贫树立榜样；以系统性理论成果与学理经验，为世界减贫提供丰富的公共知识资源。（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左停，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和治理的有关政策、机构和社会经济问题，主要著作有《乡村振兴与民生保障》（合著）、《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主编）等。
新发展理念：中国内生发展的理论构建与创新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张文明
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议题，不同国家、地区因其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同，对此议题往往形成多样回答，并构成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与现代化实践。内生发展是一种扎根本土的发展，以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宗旨，以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发展禀赋，其核心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支点。在先发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格局中，内生发展为后发国家探索主体性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为后发国家突破单向度发展提供新思路，然而其实现过程仍需结合本土实践，推进政策指引和具象化实施。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具有深刻的内生发展属性，而且在理论内涵上超越现有的内生发展论，是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智慧大成，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与创新。新发展理念在发展理论谱系上是对内生发展思想的理论提升，在理论演化上是对内生发展逻辑的突破深化，在政策操作上是对内生发展实践的明确指引。因此，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内生发展理论，其思想内涵更新了既有内生发展理论，将成为人类发展理论创新的典范，并为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中国方案。（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主要著作有《上海农村调查》、《乡土上海——都市内村落的延续与内生》（合著）。
比较国家安全学的生成逻辑与体系构建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 王秉
比较国家安全学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题中之义，也是全球安全倡议的学理基础，更是国家安全学的重要分支。开展比较国家安全学的专门研究，是国家安全学与比较学交叉领域亟待推进的新学科建设任务。比较国家安全学的提出，不仅丰富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体系，也拓宽国家安全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国家安全的本质、内涵和特征，为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同时，可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
比较国家安全学研究应遵循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相结合、规范比较与功能比较相结合，以及静态比较与动态比较相结合的原则。宏观比较揭示国家安全体系的发展演变、结构特征以及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微观比较能够揭示不同要素在构建和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具体作用和影响。规范比较通过将不同国家的国家安全系统分解为基本构成要素，并对这些要素进行逐一比较，来揭示它们之间的相同、相似、相异以及相关关系，功能比较能够更好地揭示不同国家在国家安全策略上的异同和实际效果的差异。静态比较提供对国家安全现状的清晰认识，而动态比较则能够洞察国家安全的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这要求在比较国家安全研究中既关注国家安全的当前状态，又重视其历史演变和未来趋势。（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秉，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博导，安全理论创新与促进研究中心主任，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学、安全信息学、安全情报学、安全文化学，主要著作有《国家安全系统学导论》《生物安全情报导论》《安全情报学导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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