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性概念
——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 麻国庆
理解中华文明，必须超越表层文化符号层面，转而从多元一体视角切入，深入其生态结构、民族结构和文化结构层面加以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多元一体视角是认识中华文明的核心出发点之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并非静态的模式，而是动态的多层次结构。其既是回溯中华文明五千年演进的“解码钥匙”，揭示各民族交往交融、命运与共的发展历程，也是破解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难题的“理论工具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相关理论探讨核心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探寻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背后，人类文化和心理层面具有的共性内涵；其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求理解、互补、共生的逻辑。唯有在多元基础上凝聚文化共同性与一体性，方能推动心态秩序的构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需立足于自身文明历史展开，这由该国民族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发展历程所决定。中华文明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标识性概念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仅是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叙事和话语表达，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亟待深化的关键议题。如何推动其从理论命题提炼为学术范式，仍需进一步探索。这就要求我们开展跨学科研究，将中华文明的标识性概念纳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核心研究范畴，以理论创新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与区域、全球化与跨区域社会体系。主要著作有《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人类学的全球意识与学术自觉》《破土而出：流动社会的田野呈现》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张冠梓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任务，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提炼中华文明符号，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与精神价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体系不仅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与自我认同，更有助于我国在全球文化竞争中展现独特文明魅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需遵循科学原则。该体系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大维度，通过具象化、符号化的方式系统呈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例如历史遗产、地理标志、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及生态理念等，形成可感知、可传播的标识谱系。
在实践层面，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海外传播需注重策略性与针对性，结合不同地区受众的文化心理与审美需求，借助新媒体技术增强传播效能。通过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多种渠道融入国际对话，例如以“国潮”产品、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等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符号走向世界，促进文明互鉴。（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张冠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法律人类学与法律社会学、海外中国学。主要著作有《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献汇编》《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主编）等。
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涂良川
人工智能技术是全新的通用技术，其跨越领域与行业的能力强化自身的技术替代性，正重构人类生产组织方式，形成数字劳动、数智劳动和生产劳动并行的社会生产体系。只有深入洞见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核心逻辑，在人类历史的整体逻辑中定位这一技术替代本身的社会历史效应，才有可能使技术与人一同进化，确保人类社会进化的正确方向。
一是审慎选择审视人工智能替代逻辑及其效应的历史尺度。面对技术替代可能引发的智能认知的科学确定性难题以及主体焦虑的存在论难题，必须将其置于人类整体发展的历史尺度之中加以考察，并从中认识技术发展的必然、人类进化的复杂和集体力量的强大。二是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在历史开显中的现实张力。人工智能的技术替代显然比自动化时代的技术替代更全面、更彻底、更快捷，其对生产的重构、对认识的重塑和对主体的考问，并非对人类创造历史主体地位的排除，而是在“人-人工智能-物”的三元结构中对人类活动及其意义的重新定位。三是变革既有的理论与观念，全面推进人类的繁荣与技术的繁盛。我们需要革新与人工智能时代同行的思想理论观念，真诚地思考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机遇，真实地判定人与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逻辑，真切地关怀人类历史发展的状态，真实地憧憬人类历史的未来。（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涂良川，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政治哲学。主要著作有《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分配正义问题研究》《“创造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逻辑》（合著）等。
筑牢金融强国的统计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 朱启贵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关键构件之一的金融统计核算体系，能够综合反映金融经济运行情况，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完善金融统计核算体系不仅有助于全面监测与评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效，还能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优化政策调控提供关键支撑。
新时代，我国金融统计核算面临新的挑战。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应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参考国际金融统计核算的新标准，加快推动我国金融统计核算体系创新。其一，从健全统计法规与标准体系、构建全覆盖的统计体系等方面完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其二，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与任务，参考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标准，借鉴发达国家资金流量核算的经验，加快健全我国资金流量核算体系；其三，从重构统计边界与分类标准、建立协同化数据共享机制等方面建立健全数字金融统计制度；其四，推动国际金融统计核算标准中国化，推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创新发展；其五，在设计金融强国统计测度指标体系、实现金融强国统计测度指标无量纲化等方面协同发力，构建金融强国统计测度体系；其六，从明确统计监测系统的目标、设计核心框架等方面完善金融稳定统计监测系统；其七，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赋能金融统计核算。（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朱启贵，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核算、经济统计、国民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著作有《金融调控与资金流量核算》《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等。
超大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风险新形势与韧性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吴莹
超大特大城市因人口密集、流动快、资源要素集中、经济社会结构复杂等特点，公共安全面临更多挑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这些风险呈现新的形势和特征。总体而言，超大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风险呈现时间和空间的弥散性、险种和承灾主体的复合性，以及发展环境、主体和方式的不确定性，传统的单一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这些挑战。
韧性治理是以系统性、动态适应和风险预防为核心的现代治理模式，为城市系统应对各种公共安全风险，吸收冲击并维持基本功能与结构，进而恢复平衡与秩序提供可行路径。当前，城市韧性治理理念正从对“物”的规划和管理，拓展至对“人”的组织和治理，治理的关注点与发展趋势紧密围绕社会韧性和技术韧性的建构展开，体现出对复杂风险环境的系统性回应。
针对新形势，亟须构建新型的韧性城市风险防控体系，将城市视为一个综合性的人居空间，将多险种应对作为防治对象，并树立长期和灵活的治理思路。未来，超大特大城市的韧性治理需构建由政府、经营主体、社会组织、公众等多方主体共治的治理网络；根据风险周期运行特点和治理过程逻辑，构建全周期和动态适应的治理机制；采取制度创新、重建联结和技术赋能相结合的治理策略，统筹城市的发展与安全。（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吴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空间社会学、社会治理。主要著作有《上楼之后：村改居社区的秩序重建与组织再造》《社区何以可能：芳雅家园的邻里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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