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与世界意义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宋德星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正是世界性的抗战这个主题，使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性和世界意义不言自明。
伟大的中国抗战是“中国的事”。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是年，日本关东军侵吞中国东北三省，将中国东北地区改造成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此后，日本的侵略魔爪从中国东北伸到长城以南。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伟大的中国抗战是“世界的事”。对日作战在辽阔的亚洲—太平洋战线全面展开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特有的世界意义更为彰显，并为反法西斯主要战略力量所倚重。中国抗战作为“世界的事”，还体现在成立盟军中国战区、中缅印战区和东南亚战区上。为采取联合行动，中国在坚持本土抗战的同时，还组织中国远征军赴印缅抗战，为保卫缅甸、援救盟军、协防印度、反击日寇立下了汗马功劳。（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宋德星，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理论思想、国际战略、中国外交和南亚问题等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承担多项重大科研课题的研究及组织管理工作。
敌后游击战方针的提出及其体现的战略远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 罗平汉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红军必须适应由国内战争到反侵略战争的转变，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在军事上，敌我力量悬殊，呈现明显的敌强我弱态势，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将游击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地域辽阔，日军虽然整体军事力量强大，但兵力相对有限，重点只能放在占领重要城市与交通干线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能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保存和发展自己。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各部迅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相继开辟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的敌后战场。
游击战最大的特点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样既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能比较有效地保存自己。这种作战方式决定了战斗规模较小，每次歼敌的数量较少，易于积小胜为大胜。游击战中“游”是手段、“击”是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既游且击”，而且“游”是为了更有力地“击”。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武装的敌后游击战，就不可能有敌后战场的开辟与坚持，而没有敌后战场的坚固支撑，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罗平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的教学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的时代要求和实践进路
——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学术总顾问 王京生
在全球文化交融与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文化治理体系，既符合文明演进规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筑牢文化根基、提升治理效能的战略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经世致用”等思想精髓，为应对全球现代性危机、构建兼具文化自信与全球视野的治理范式提供了独特智慧。面对数字时代文化认同挑战，亟需通过创造性转化，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文化治理现代化要求突破工具理性主导的单一范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仁爱诚信”“礼法结合”等理念，可为技术伦理失序注入人文价值导向。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领域，可以“仁者爱人”嵌入技术伦理规范，以“诚信”匡正数据滥用，以“天人合一”的现代表达、“义利并举”的国际实践，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这种融合不仅是对西方资本中心治理范式的超越，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治理观的生动体现。
深化实践需构建制度与技术双轮驱动体系。制度层面，须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顶层设计，健全“中央统筹-地方创新-社会协同”治理链条，完善文化法治保护与“文化+”融合发展战略。技术层面，应推进数字赋能，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非遗传承平台、文化治理效能评估系统，通过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实现文化符号的多模态传播。此外，需整合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学术支撑的多方治理力量。
激活传统文化符号的治理效能是关键突破口。通过数字博物馆、节庆创新等形式，将“六尺巷和合文化”等治理智慧转化为社区共治实践；借助社交媒体使地域性文化资源升维为全球公共产品。在文旅融合中深耕“水润万物”等哲学符号的叙事表达，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同时，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载体，将“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注入文明对话机制，推动传统文化从历史遗产转化为引领人类共同发展的精神财富。（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京生，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学术总顾问。研究方向为文化流动、文化权利、城市文化、文化产业和中国传统文化。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国家文化安全能力的现代化跃升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胡惠林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成为国家安全能力构成的关键内容，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日益转变为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时，塑造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就具有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意义。国家文化安全能力的现代化建构程度，将取决于新质生产力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的运用程度。在信息化时代，文化领域的生产力发展已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支撑。文化生产力的演进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其更新迭代遵循从传统形态向新型形态的转换规律。
新质生产力推动文化生产力从传统形态向新型形态转换，不仅推动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国家文化安全注入新的动力。以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借助科学技术赋能、文化创新驱动和质量提升保障，实现从传统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向现代化治理能力的跨越，提升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已成为推进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未来，应以新质生产力驱动国家文化安全能力跃升，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在活力和秩序的统一中推进治理观念变革，优化国家文化安全能力战略布局，从而全面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5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与治理、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文化经济学研究。
稳健调适：中国特色公共安全治理的演化特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钟开斌
公共安全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而政策文本分析则是反映国家治理变化的重要方法。对党和国家重要文献进行政策文本分析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活动呈现稳健调适的演化特征，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公共安全治理的领域归属从社会治理转向国家安全，具体目标从健全体系转向完善机制，关注对象从传统风险转向新兴风险，工作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实现方法从传统手段转向科技赋能。
经过一系列稳健调适，我国逐步构建起一个“1＋1＋4＋N”的梁柱型公共安全治理框架。其中，“顶梁”是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做好公共安全治理工作，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主动塑造和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统筹谋划。“底座”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筑牢公共安全治理的底座，夯实公共安全治理的常态化基础，必须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增强社会治理效能，积极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支柱”是强化重点领域治理：以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防控四个领域为基本盘，不断吸纳生物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人工智能等新兴风险领域。建强公共安全治理的支柱，要坚持系统谋划、总体设计，通过抓好各个重点领域的安全，为整体公共安全乃至国家整体安全创造有利条件。（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5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钟开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风险治理、国家安全、国家治理、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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