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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风险挑战
新质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农村新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在要素维度推动农业农村生产力要素从低水平均衡向高能级组合跃升，在产业维度促进农村产业升级与三产深度融合，在制度维度通过产权界定、数字化管理、分配方式等制度创新有效化解了农业农村技术扩散中的“科斯困境”。但与此同时，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四维框架中也面临技术渗透不均衡、要素重构适配不同步、产业升级脆弱与制度调适非对称等多维风险。这些风险源于技术革命与农业农村场域特殊性间的结构性张力，可能导致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出现系统性失衡。从系统动力学视角审视，风险源于四维子系统的协同失灵：技术创新因农村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导致“创新者”“早期采用者”与“滞后者”间的断裂式鸿沟，技术赋能可能加剧既有发展差距；新质生产力要素升级不同步、要素协同不充分、要素转化不彻底三重矛盾将引发农业农村领域三要素升级组合的协同困境；产业升级遭遇城乡要素流动壁垒，三产融合的“去根化”风险显现，即资本与技术结盟形成的“数字农业复合体”架空了当地产业生态；制度创新面临“诺斯悖论”困境，不仅会降低交易费用的数字制度创新，而且会因基层或农村治理能力不足提高制度运行成本。
（一）技术渗透失衡：城乡数字鸿沟、技术伦理与技术锁定效应交织
新质生产力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技术嵌入呈现“中心—边缘”非均衡格局，数字鸿沟固化、技术伦理失序、技术路径锁定风险叠加与“技术独裁”“技术至上”等认知偏差，导致技术赋能的异化与公共价值偏离，这种失衡源于技术革命的经济理性与农业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层矛盾。技术渗透失衡不仅会削弱新质生产力的普惠性价值，而且将在更深层次扭曲生产力三要素关系，即劳动者从技术主体异化为技术附庸，劳动资料智能化加剧要素配置的阶层分化，劳动对象的数据化催生新型资源剥夺。
技术渗透的空间差距与群体排斥引发数字鸿沟藩篱，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的发展。数字技术扩散遵循“市场选择—行政驱动”双重逻辑，导致农业农村领域接入性鸿沟与使用性鸿沟复合叠加。接入性鸿沟主要表征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城乡间数字化差距较大。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85.3%，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5.6%。网络通信、智慧物流等核心设施在农村地区尚未实现全面普及，农村地区仍面临网络覆盖不全、网速慢、信号不稳等问题，尤其是在边远山区，受制于复杂的地形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使用性鸿沟主要表征农村人力资本断层，农村年长一代因受教育程度较低，适应新技术的能力和意愿较弱，难以跟上数字化进程；年轻一代易于接受和掌握新技术，形成明显的代际数字鸿沟。此外，边缘群体的技术排斥并非完全源于个体认知局限，还包括技术供给制度对弱势群体的系统性忽视。
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新技术融合创新面临严峻的技术伦理挑战，制约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例如，农业大数据平台垄断经营主体生产数据可能引发数据霸权风险，算法定价权可能侵蚀农民剩余索取权；智慧农业系统因未获得明确授权就采集农户数据而引发数据隐私问题；基因编辑作物的生态适应性评估不足，合成生物技术的生物逃逸可能破坏乡土生态系统平衡，引发生物安全危机；智能农机的替代效应导致传统农耕技艺断代，农业文化遗产面临技术性消解问题，引发人机关系异化风险。此外，由于伦理规制相较技术创新发展速率差距较大，导致风险敞口持续扩大。
技术锁定效应引发技术路径依赖，并对创新生态产生抑制效应。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霸权与国内技术路径依赖形成“双重锁定困局”。先发技术与利益集团结盟，形成抑制替代技术发展的“数字牢笼”，例如，由于我国在数字农业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应用存在不足，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国外农机企业通过专利交叉授权形成智能农机“事实标准”，使国产机型适配成本增加；农村基层政府对数字技术存在工具理性崇拜，忽视了技术适配性与农民主体性。
（二）要素跃迁断层：农业农村领域新质生产力三要素存在适配困境
新质生产力对传统要素体系的革新，在农业农村领域遭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的“升级异步性”与“协同失灵”，形成要素质态跃迁的结构性梗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劳动者与智能化劳动资料的代际脱嵌、劳动资料升级“硬件超前—软件滞后”、劳动对象扩展与产权制度滞后的冲突以及要素协同失灵风险，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素维度的风险。
第一，农村劳动者技能滞后与新型劳动资料脱嵌。一方面，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的渗透，使劳动资料实现“智能跃迁”，但劳动者升级缓慢，其技能结构仍停滞于传统农业阶段。农民群体整体文化程度相对不高，人才梯队建设短板突出，农村青年劳动力外流，新型职业农民占比低，智能农机利用率低、作业效率低。另一方面，技术推广存在“规模偏好”，农村小农经济基础与智能装备的规模经济属性冲突，小农户智能设备采纳成本远高于规模经营主体，农户因无法承担智能农机费用被迫退守人工作业。此类脱嵌本质上是“生产力物质要素跃进”与“人的要素升级迟滞”的矛盾，造成“机器排斥人”与“人难驭机器”并存悖论，削弱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效。
第二，农业劳动资料智能化面临“硬件超前—软件滞后”的系统性梗阻，引发装备升级与基础设施协同失灵风险。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普通的机器设备和电子计算机，而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资料是一系列“高级、精密、尖端”设备。现阶段，我国的农机机械化率高但智能化率低，截至 2023 年，我国农机保有量达 2 亿台套，综合机械化率达 74%，但装有北斗定位作业终端的农机装备仅有 200 万台套，约占 1%，且与智能农机配套的技术服务市场呈现碎片化，智能农机维修网点覆盖率低，农户设备故障修复存在困难。
第三，农业劳动对象扩展与产权制度创新的制度时滞。虽然生物资源、数据资源等新型元素被纳入劳动对象范畴，但其产权界定与价值实现机制尚未健全，导致新型劳动对象面临“产权模糊—流通梗阻—定价失真”三重枷锁。例如，数据要素产权模糊，农田物联网数据权属缺乏立法界定，农业大数据平台垄断经营主体生产数据；又如，林业碳汇项目计量方法不统一，生态服务等新型劳动对象尚未纳入要素市场，导致生态价值核算失能，生态资源定价缺位。
（三）产业体系脆弱：产业融合升级引发农村“产业去根化”风险与“价值链俘获”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村产业升级与产业融合过程中，在突破传统农业边界的同时，面临“产业去根化”与“价值链俘获”的双重风险。这种产业脆弱性源于资本逻辑对农业本真性的侵蚀，工商资本主导的产业升级通常通过“去地域化”方式剥离产业与乡土社会的有机联系，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权力博弈使乡村产业陷入“低端锁定”。资本与技术重构了产业生态，导致地方性知识消解、产业链主导权旁落与增值收益外流，威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可持续性与自主性。
“产业去根化”主要体现为农村产业生态消解、特色资源流失与依附性增强。这种“去根化”导致农村产业体系丧失乡土韧性，AI 普及加速了手工技艺边缘化，导致传统技艺失传，乡村知识断层；电商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的“爆品逻辑”导致乡村特色产品同质化竞争；数字企业通过订单农业控制产地，为农户统一提供指定种苗、化肥，导致地方特色品种种植面积萎缩，产生生产要素离域化风险；智慧农业园区过度追求技术密集度，脱离小农户生产半径，形成“数字孤岛”；垂直农场等工业化模式使农业脱离自然生态循环，导致农业碳汇功能退化。
“价值链俘获”主要体现为农村产业主导权让渡与增值收益外流。在全球农业价值链重构进程中，中国农村产业面临技术链控制风险，跨国农业科技公司通过专利壁垒掌控生物种业，控制产业链上游；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定价权抽取流通利润，垄断物流、电商等流通节点，控制产业链中游；农业生产者被迫退至种植、养殖等低利润环节。在农业全产业链附加值分布中，生产环节占比不断降低，平台流通与品牌营销环节占比不断提升，造成利益分配失衡。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融合过程中，还可能引发公共品属性削弱与风险转嫁。数字资本驱动的产业融合会扭曲农业本质功能。例如，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上升，但粮食种植面积下降，弱化粮食安全；在“公司 + 农户”模式中，市场风险通过保底收购条款转嫁给农民；数字资本倾向于投资冷链物流等营利性设施，忽视农田水利等公共品维护，导致公共品供给缺失。这种风险使乡村产业体系陷入“市场效率提升—社会功能退化”悖论，背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维目标。
（四）制度调适迟滞：农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时滞、政策执行偏差与制度摩擦
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的渐进调适之间形成结构性张力，导致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面临公共服务供给时滞、政策执行偏差与制度协同失效三重制度性风险。这种风险本质上是“生产力变革速度”超越“制度演化速率”的必然结果，是制度治理模式固化与数字时代敏捷性要求之间的冲突，在农业农村领域体现为生产关系调整无法有效响应农村“技术—要素—产业”系统的颠覆性变革。
政策迭代速率与生产力变革的速率差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时滞。数字技术驱动的生产力跃升要求公共服务的精准化、智能化供给，但制度供给存在显著时滞。例如，5G 基站行政村覆盖率高，但数字治理平台功能利用不足，基层干部数字工具使用存在障碍，导致数字基建与治理脱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足，培训课程中智能装备操作内容不足，导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公共服务供需错位。农业数字化政策试点部门协调不足，农业大数据确权、基因编辑监管等新兴领域立法滞后，导致前瞻性制度供给缺位。此类时滞导致技术工具冗余与服务效能不足并存，形成“数字形式主义”陷阱。
行政理性与乡土逻辑的结构性冲突导致政策执行偏差，自上而下的制度嵌入遭遇乡村基层实践情境的复杂解构。多层级治理中存在目标置换与效能耗散问题，数字化补贴、数字人才下乡、数据安全等数字乡村建设相关政策不同程度面临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过度执行、政策曲解等问题。这种偏差折射出制度文本与实践语境的鸿沟，消解了政策设计初衷。
跨域治理失灵与规则体系冲突造成制度摩擦。农业农村现代化涉及科技创新、财政支持、金融服务和市场监管等领域，这些领域的政策通常由不同的部门和机构负责，导致政策目标、措施和执行标准间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的制度冲撞，技术标准与产业政策的时序错位，可能造成制度间耦合失效；数字系统重复建设，传统制度惯性依赖，可能造成新旧制度转换过程中出现多维适应性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