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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华民族的根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和基础，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党中央对“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新阶段。《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支撑”，并对新时代“三农”工作进行系统谋划。202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明确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强农固本，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传统农业农村发展路径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际粮食安全格局动荡、城乡发展不平衡加剧的多重压力下已显疲态。农村经济发展关系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仍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短板。因此，亟须立足中国历史底蕴与现实实际，把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位置，对传统农村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破除“三农”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新质生产力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生产力在社会日渐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因科技创新提质增速、高端产业勃兴融合呈现的新形式，能够重构农业生产函数，为破解“三农”发展困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新动能。
现阶段，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影响的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第一，强调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先进生产力，分析技术创新应用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积极影响。第二，强调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跃升与优化组合为基本内涵，分析生产力三要素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驱动作用。第三，强调新质生产力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带来的经济效应，例如，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等等。既有文献聚焦技术创新应用或要素跃迁适配对农业农村的经济效应，多局限于单一维度的效应分析，缺乏对新质生产力多维度赋能机制的系统解构，对风险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的系统性探讨不足。文本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构建“技术—要素—产业—制度”四维分析框架，对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机理、风险挑战与提升路径进行系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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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新质生产力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发展，对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传承与经验总结，而且是基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关键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造。
生产力作为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特定能力，是历史阶段发展、社会形态演变的基础驱动力，社会发展进步是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低质到高质迭代升级的结果，是人类长期追求自由、创造历史活动的产物。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改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获得极大提升。
（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外延
现代化指从传统前工业社会经历经济发展，发生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现代性的要素诸如现代生活方式和组织结构等在社会中逐渐增多。
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是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有机耦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依托，二者必须统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通过科技创新、制度优化和资源高效配置，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在实现农业高效、农村宜居、农民富裕目标的同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体体现为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代化、农村居民思想观念和生活质量现代化以及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是以现代化理念和技术改造传统的农业和农村，不仅涉及农业农村内部变革，而且包括与外部系统的互动与融合，其内涵涵盖农业生产、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现代化，外延涉及城乡融合、产业融合、生态保护及政策创新等领域。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内涵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强调科技创新驱动，注重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方式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生产效率、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进而实现农业高效、生态友好、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更加注重固本强基、农业农村领域生产力要素的深度革新、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与智能化以及农业功能的多元化拓展；外延拓展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空间，打破了城乡二元壁垒，重构了农业农村空间结构。在制度层面，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与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相辅相成，促进制度创新；在治理层面，乡村社会从传统经验型管理转向由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精细化治理，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治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