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这段描述，我们不难看出，王道俊先生及其《教育学》在新中国教育学教材史以及我国教师教育发展史上的分量与贡献。
《教育学》的确不是一本普通的教材，700多万册的发行量，不仅意味着直接受益者远超这个数字，同时也意味着间接受益者可用亿万计，因为几十年下来，大部分读者后来从事了教育事业，这使得《教育学》的先进思想、理念、方法，通过他们的教育教学实践，对亿万中小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所以，说《教育学》是一本惠及亿万师生的书，不足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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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俊先生与《教育学》的缘分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春，他在中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第二年8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学习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哲学、中国教育史、俄语等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班，开始攻读教育史专业，毕业论文便是参与编写教材，答辩方式则是在同学中讲解教材和组织本科生讨论，这或许为其后来从事教材编写工作埋下了伏笔。
1953年，王道俊先生毕业回到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开始为教育系本科生讲授教育学专业课程，由此便与《教育学》教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0年代初，王道俊先生承担了全国文科“规划”教材《教育学》中“教育的本质”与“我国教育的性质”两章的编写任务，这是《教育学》教材中最重要、具有奠基石与压舱石意义的重要章节。此书后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湖北省试用。
“文革”结束后不久，王道俊先生率先组织华中师范学院等五所院校的教育学教师编写新的《教育学》教材，该版随后被列入教育部文科教材编写计划重点项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这便是后来成为经典、创造奇迹的《教育学》教材的历史来由。
对于这本书，教育学领域里的许多学者都给予了高度好评。2010年10月，在纪念人教版《教育学》首版发行30周年的会议上，与会学者认为：王道俊先生领衔主编的《教育学》是我国教育学发展的一座丰碑，是教育学本土化的典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典教育学教材，为我国教育学的普及和发展、为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本书以其对教育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独到的教育理论视野，体现出了国家关于教育的根本性见解与理想性追求，从而确立了我国教育学三十年来的基本解释体系，并建构了国民教育观。这本书具有四大特点与贡献：一是学术影响前所未有，二是观念变革贯穿始终，三是教材内容与时俱进，四是解释范式卓尔不群。（参见罗祖兵等《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反思与展望》，《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