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倍2015年12月访印期间，印日发表《2025年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愿景声明》，强调协调莫迪提出的“向东行动”和安倍提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在印太地区建设“开放、公平和透明”的产业环境，扩展产业网络和区域价值链。[14]2016年底，莫迪访日，双方达成进一步共识，赞同共同推动亚洲与非洲及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首次将“亚非发展走廊”的构想写入联合声明，提出两国联手及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促进亚非产业走廊和交通网络的发展。其后，由代表印度、日本和东盟的三家智库负责起草框架文件，一些非洲国家也受邀加入讨论。2017年5月23日，非洲发展银行第52届年会在印度举办，莫迪在会上正式宣布“亚非发展走廊”计划，声称“印度正与美国和日本通力合作以支持非洲的发展”，印度与日本已拟定共同推动“亚非发展走廊”，并将与非洲国家保持进一步对话。[15]
根据随后发布的《亚非发展走廊愿景文件》，“亚非发展走廊”计划旨在促进亚非两大增长极的可持续发展与互联互通，推动建成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增进各方在基础设施、制造业和互联互通等部门的合作，满足非洲国家对重点发展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需求。所涉4个重点领域包括：第一，发展援助与合作；第二，高质量基础设施与机制互联互通；第三，技能开发与能力建设；第四，人员交往与人力资源合作。该文件特别指出，印日两国在项目实施中将实现优势互补，日本为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提供先进技术和能力，印度负责提供专业性施工能力；印日两国的私营企业将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共同组建合资企业和国际财团。《愿景文件》罗列了印度推动“亚非发展走廊”的有利条件，包括印非双边关系基础、印度对非银行贷款、印度企业对非影响、适用技术提供、项目实施能力、实际参与经验等，同时也承认印度自身也是发展中国家，印非发展伙伴关系面对资金瓶颈的挑战，但强调日本能为克服资金局限发挥补充作用。[16]负责设计框架的印方智库还表示：“亚非发展走廊”凭借海上通道，与陆路走廊相比具有“低成本”和“低碳”优势，运作理念强调各利益攸关方高度协商和私营企业高度参与，在此基础上解决项目融资和利润分配等问题；重视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而非单纯的经贸关系。[17]
为推动“亚非发展走廊”，印度政府计划从印度东、西海岸主要港口连通印度洋沿岸其他国家的一些节点港口，现阶段较成熟的选择包括位于亚丁湾的吉布提（Djibouti）、肯尼亚的蒙巴萨（Mombasa）、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Zanzibar）、伊朗的恰巴哈尔（Chabahar）、缅甸的实兑（Sittwe）和斯里兰卡的亭可马里（Trincomalee）。与运筹“亚非发展走廊”同步，印度也致力加快国内主要外贸港口的现代化改造。根据莫迪政府2016年7月正式批准的“Sagar Mala”计划，印度将利用7500公里海岸线和贴近印度洋海上贸易通道的有利条件，对各主要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最终形成以海港为枢纽，联网公路、铁路、内河和海上航运的沿海经济区，从而推动经济的外向型发展和可持续增长。根据印度政府公布的规划实施细节，共包括415个项目，包括旧港现代化改造和修建新港、港口交通升级、配套工业区、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预计总投资为1200亿美元，实施阶段为2015年到2035年。[18]
“亚非发展走廊”作为印日跨地区合作的尝试，已具备明确的政治经济动因和基础条件，但目前还处于规划层次，有关细节尚未公布，具体内容仍有待明朗。然而从现状看，与中国对非洲发展的影响相比，“亚非发展走廊”的起点较低。印度在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根据非洲发展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是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和进口国，占非洲国家全球出口总额的27%；中国也是非洲新开发地区投资的领头羊，在2015～2016年度的投资总额高达384亿美元（占新开发地区总投资的24%），共64个新开发地区项目。相比之下，印度在同一年度对非洲的投资总额为22亿美元（占新开发地区总投资的1.3%）。日本目前在非洲的投资则更少。[19]
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
印度积极推进海外扩展战略，这既是印度战略崛起的内在需求和必然反映，也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着密切关联。
莫迪近期在不同场合一面极力推销“向东行动”和“亚非发展走廊”，一面与美、日等国领导人在地区互联互通、海上安全等问题上协调立场。最近安倍访印发表的印日联合声明声称，实施发展和互联互通，各国须确保“以公开、透明和包容的方式，基于国际标准和负责任的债务融资操作，同时确保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法制和环境”。[20]这一提法基本上照搬印度2017年5月14日抵制“一带一路”的官方声明。2017年6月，莫迪与特朗普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在谈及地区互联互通时，措辞也与印度这一立场如出一辙。
印度加快上马伊朗恰港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援建瓜达尔港是其心结所在。瓜达尔港地处恰港以东，两地直线距离仅72公里，印度一直视瓜达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一大战略威胁，并担心在跨地区经济发展格局中被边缘化。外界对恰港与瓜达尔港的竞争前景存在不同看法。有分析认为，从多方面看，瓜达尔港比恰港更具优势，瓜达尔港的规划容量、投资额和资金保障、在印度洋的节点区位，以及抵御大国地缘政治因素干扰的能力，都远非恰港可以相比。[21]但也有观点认为，考虑地区国家间关系、所涉国家国内安全状况等因素，从短期看恰港可能是竞争的“胜者”。[22]然而从长远看，阿富汗和中亚国家都将贸易通道的多样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因此，两大港口尽管存在竞争，但不会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