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厉以宁：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陷阱。但是中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突破是解放了劳动力。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十八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所以中国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经济网，2017年7月25日）
42.吴敬琏：去杠杆去产能应由市场主导，行政手段调控经济难成功
借行政手段“去”和“补”将产生“副作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负作用。主要表现就是用行政指标要求“去”和“补”，企业总有办法绕过这个行政命令。要强调通过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通过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和再配置，一方面去产能，另一方面补短板。不要政府去指定发展哪个产业，市场自会告诉你需要什么产业，需要什么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一财经日报(上海)》，2017年2月19日）
43.刘伟：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均源于供给侧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生产要素成本全面大幅度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突出表现在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都大幅度上升。现阶段，面临经济下行和潜在通胀压力同时存在的双重风险。经济下行风险，表面看是由内需疲软导致的，实质是源于供给侧。因为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缺乏升级空间，创新力不足，缺乏优质投资项目。双重风险中的另一重风险即潜在通胀压力上升，这不是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而是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其实质也是供给侧出现了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新浪网，2017年4月1日）
44.林毅夫：中国要懂得利用后发优势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能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后发优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而要实现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就要求企业不断技术创新并且不断地转型升级。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技术创新就是在商品生产的时候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进入的行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附加价值高就是产业升级，不见得要新发明，只要把其他国家用过的成熟技术和产业引进，那就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11日）
45.刘元春：开启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要通过问题导向的改革调整，逐步触及新常态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开启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探索目前各类凸显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二是要探索解决深层问题的各类基础性改革的步骤和可行的方案；三是要将各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基础性引领性改革和机制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建立在坚实的机制和体制基础之上。比如，采取正确方略和有效办法推进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去库存和补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降成本的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日报》，2017年9月15日）
46.陈文玲：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关键周期会拉长
中国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周期、制造业繁荣的周期会拉长，这将为中国争取持续发展的时间窗口。原来所谓战略机遇期是2000年到2020年，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我们创造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就会重新开始。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已经40年了。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到2020年实现GDP增长6.5%没有问题。到203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再有10年持续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就可以实现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过的。中国农业需要现代化，但这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强国。强国之基、立国之本还是制造业。繁荣的制造业周期还是要尽可能拉长。我们在转型升级中，产业迈向中高端已经出现端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北京日报》，2017年12月11日）
47.盘和林：去杠杆与稳增长并非经济的“矛”与“盾”
从国民经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去杠杆与稳增长并不是一维空间，并非“矛”与“盾”的关系，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结构平衡，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去杠杆甚至对稳增长尤其是长期增长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短期来看，我国宏观经济有很强的韧性，产业之间、新旧动能转化、“双创”等腾挪的空间较大，这为“去杠杆”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提供了很好保障。长期来看，去杠杆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抓手，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第一财经网，2017年12月4日）
48.周其仁：“中国奇迹”的逻辑与续写奇迹的关键，体制成本至关紧要
中国的基本经验不是别的，正是经由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体制成本。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举其大要，破除国家对工业和其他较高收益产业的行政垄断，欢迎外资落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解除国际贸易的国家专营，启动汇率改革（特别是主动减除严重的本币高估），持续改革进出口体制，根本改善外贸服务，所有这些改革硬仗，一役也不能少。归结起来，就是把先前几乎无穷高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同时也包括降低中国人接受一切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的学习成本。在此前提下，中国潜在生产成本优势才开始得到激发，中国出口才开始发力，世界也才得以发现中国经济拥有惊人的比较优势。因此，真实的中国经验是以降体制成本为纲领，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形势很清楚，以全面深化改革抑制并扭转体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势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产权与中国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49.姚洋：未来的挑战是劳动力质量不够
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劳动力质量不够。提高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适应新的时代，是政府应该做的。教育部已经提出来一个目标，要推进普通高中的教育。对于未来，人民生活首先要从勤劳致富转变为适度享受。如何能达到适度享受，首先就是环境保护，至少到2035年，要把环境生态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其次是补充社保，把个人账户做实了，建立起养老账户，建立养老基金，让老百姓自己去投资。再次是城乡一体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