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倡导优良学风，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
范文澜走过了由国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道路，这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意义，从学术上来说，他经历了20世纪中国史学由前期到后期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从1925年到1931年，范文澜先后撰成《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此时也正是历史考证学在史坛上盛行之际，而到了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坛上崛起，并显示出具有构建新的学术体系的理论和实力，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范文澜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壮大期和发展期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中国史学面临着探索和形成史学的民族特色的重要课题，要求在构建史学理论体系和史书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范文澜之所以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杰出贡献，一方面在于他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根底，善于吸收传统文化中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成分，包括朴素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大同思想、民主思想等，而这也是他后来接受唯物史观和从事创造性史学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于他理论上的坚定性和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在史学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和严格的要求，是范文澜史学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之前，范文澜在理论上是作了充分准备的。除了研读马列原著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外，他还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的分期，在1940年写成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阐述了他的西周封建说主张。他明确地提出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指出的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这实际上是范文澜在延安和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总的指导思想。
1959年，范文澜在一次演讲中谈道：“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他这里的“神似”是马克思主义，“貌似”则是教条主义。这样的比喻既形象，又深刻。他强调要下苦功夫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反复指出摘引经典著作的字句、贴标签式生硬套用的做法的危害，指出它是科学工作的大敌。例如他有关汉民族形成的分析和论断，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赞同，就是把普遍原理和中国历史特点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范文澜先生终身努力倡导并实践优良学风，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突出表现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1954年，他撰写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在该文中他严肃地批评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原理变成毫无意义的生硬公式”，批评“把历史描绘为没有人参与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各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经济唯物主义，而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可以用几个公式造成了”的极其错误的做法。1956年，他在《“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中就史学界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扎实钻研的学风和反对教条主义不良倾向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并以足够的土地、农具和技术之于农民的关系来比喻充分的史料占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练运用之于史学工作者的关系，可谓形象贴切。1957年，他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特别谆谆告诫要使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1959年以后，他针对当时高校和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以论带史”、空洞地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不要史实，把历史进程的生动内容变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错误倾向，一再发表讲话和撰写文章，提出严肃批评。1961年，他发表《反对放空炮》的讲话，严肃地指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的严重问题，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反对教条主义，并与之作坚决斗争是范文澜史学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在史学研究上取得卓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范文澜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以其丰厚的传统学术素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精熟的唯物史观原理，撰成了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史学名著。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运用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评价历史，在新史学方面颇多见解。他的唯物史观，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指明了方向；他所提倡并亲身实践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是留给后人的一份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