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古文经学熏陶，继承乾嘉考证路数
范文澜先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宝库奉献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等重要著作，这是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努力摆脱旧学影响、艰辛探索的成果。尽管如此，旧学尤其是经学在范文澜的史学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并且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范文澜于1893年出生于浙东绍兴，自幼受到极其严格的经学训练，不可能不受到浙东史学的影响。浙东史学善综合、重博通，十分看重史学的“经世”功用。全祖望、万斯同、章学诚究心史学，在钩稽故实的同时，折射出史学的致用功能。范文澜身上那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应该说与浙东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是有一定关系的。
1914年，范文澜考入北大国学门，师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著名学者。“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制度接迹汉代经史之轨”。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年轻的范文澜亦深受熏染、沉浸其中。他曾回忆道：“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此间，范文澜受黄侃影响最大。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师从章太炎，学习小学、经学，颇得章氏之法，在音韵训诂、传统经学方面卓有成就。由于这样的师承关系，范文澜此时治学，承乾嘉诸儒之遗绪，讲究无徵不信，广参互证，尤其擅长文字训诂，辨析古义。北大毕业后，范文澜先后著成并出版《文心雕龙讲疏》《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无不表现出征证详核、考据精审的特色，广受学界好评。
《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所编教材，是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而来。当时也在南开大学讲课的梁启超对《文心雕龙讲疏》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其后，范文澜又在《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详加考校，撰成《文心雕龙注》。
1933年出版的《群经概论》，是他全面论述经学的著作，主要论述十三经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各经的名称、作者、卷（篇）数、传授过程、各经的性质，并对历史上关于该经长期聚讼不休的焦点进行辨析，其中包含大量的经学学术史的知识，反映了范文澜深厚的经学造诣。到延安后，范文澜用唯物史观对经学进行了重新认识，这主要体现在1940年他为延安新哲学年会所作的讲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演讲高屋建瓴地勾勒出了中国经学演变的脉络，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经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范文澜早期的经学观点是倾向古文经学的，而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阶级斗争理论、唯物辩证法对经与经学进行了新的理论认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经学演变过程的梳理是极其精到的，摆脱了今、古文家派的狭隘观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经学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63年，范文澜再次讲经学形成《经学讲演录》，谈了四个问题，即经学的开始、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宋学、明清经学，基本上反映了他对经学发展史的分期认识，点出了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该文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观点，注重从政治、经济、学术等综合因素来论述一个时期经学的特点及其产生之原因，且大量运用比较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来解释经学的特点及其变化，跳出今古文家法的圈子，力求公正评价经学家。
经学是范文澜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他在经学领域的精深造诣在他的史学活动和通史撰述中都有印迹，从而使其史学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结果，一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二是它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根基有相通的思想因素。而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根基则根植于经学之中。范文澜正是凭借其良好的经学素养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将民族特点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在一起，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