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众所周知,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创立为前提的。同样,今天我们要创立一个完全不同于现有各种理论体系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样必须以一定的新的历史哲学为前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标准”,用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只能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能搞高级阶段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却不能彻底贯彻同一个“生产力标准”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因而,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和逻辑上的不一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际历史过程是,不是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相反,它是通过政治革命先建立起一定的上层建筑(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然后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以这种独特的“路径”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范式”的“发展逻辑”。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样的“理论范式”不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两点: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国家的发展规律；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来看,它主要是从西欧国家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基于世界历史而总结出来的。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发展,必须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必须坚持以对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深刻影响的分析作为出发点,必须通过创立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理论和分析框架才能对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进行科学的解释。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在“社会”与“世界”之间,“国家”就是必然的“桥梁”与“中介”。在理论上,也就不能简单地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决定与反作用”分析范式,仅仅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生产力出发,去解释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应该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外部约束和重大影响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国家”也就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和逻辑起点。
中国现有的全部经济制度,一开始就是以新的“国家”的形成为前提的。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所有现象,离开了“国家”几乎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即使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这一点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当代中国以及整个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其特色正在于它天然地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像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所有经济范畴中的“普照的光”一样,“国家”在中国也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把“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以全球化为背景和前提,对现代中国的国家性质、结构与职能,国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的关系、国家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关系等展开全面的研究,创建一个新的国家理论,进而对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企业、劳动、土地所有权、对外经济关系等等现象和范畴进行科学的研究与说明。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构建起来。
综上所述可见,《资本论》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仍然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 邱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