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呢?难道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当然,在研究现实经济材料的同时,马克思又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继承来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范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这一点至少在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其创新性首先表现在,这个概念非常明确地重新恢复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一定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进而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
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创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体现着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想方法,更多地体现着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逻辑,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更多地侧重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更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是什么等等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的提出,是社会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当然,这样的理解决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坚持和运用,更不排斥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借鉴和吸收。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通过建构新的国家理论,创建起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