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职业
土地确权了、流转了，“城归”回来了，给农村带来了变化。所以现在中国发生了一个新情况，即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后，农民就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过去城乡二元体制把人管住了，农民是一个人的身份，但现在不是了。大家走向城乡户口一元化，城乡户口一元化在中国正在无声无息地进行，而且进行得非常快。我举个例子，去年我参加一次教育发展规划学术研讨会，发言人中有一位是苏州市教育局局长，他上台后先说收到一个好消息现在告诉大家。他介绍说，上级已经批准苏州市农民工的留城政策采用积分制。什么叫积分制？农民在城里，哪怕已经有二三十年，甚至在职务上都已经成为小组长、技术骨干，但他的户口仍然是农村户口。想把他留在城里，但没有户口指标，这些技工就开始动摇了。比如浙江就派人到上海去挖人，通过解决户口吸引人到浙江，上海的技工们就开始动摇了。上海着急了，想要留住这些人，因为不知道他们一走上海的制造业会变成什么样子。怎么办？留就要给人家户口，于是采取了积分制。年龄、到上海后的工龄、技术水平、得过什么奖、受过什么表扬，把这些分数加起来，分数够了就解决全家人留在上海的问题，分数还不够，就跟他做工作，说你再等两年。这样人心也稳住了。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我们看到农民还有一个办法进城，就是分区推进。分区推进就是在新农村的基础上，加强公共服务业，再让社会保障逐步在城乡取得一致，这样一个区一个区地推进。这都是中国现在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上表明了一点，农民是职业，而不再是身份。同时更鼓励人们学习，现在500万“城归”从农村回到城市，他们中有的在创业，另外不少人在农村中也在学习。我们到农村看到，现在农村中最时髦的就是进学习班，他们明确讲，这个学习班是为培养农场主的第二代开办地，现在他们的年纪也渐渐大了，将来要接父辈的班，如果没有农业基础，怎么接班？所以他们都在学习。另外，进城的农民，也有在进行创新、创业的。
外国人在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旧的人口红利没有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人们有机会要去农村看一看，这个变化是一种无形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将来还会有农民工吗？农民工是一个历史的名词，以后不会有了。因为农民工之所以是农民工，是两种户口制度之下才有的，两种户口制度表明一个人的职业是工人，但身份是农民。现在已经没有了，城乡户口一体化了。所以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可以讲，们现在很难预料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怎么样，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消费观念在变，投资的模式会变，就业的形势会变，怎么变？不是都要进工厂、进写字楼。也许会有一批人像现在这样，自己有个电脑，在家里上班，跟你签订合同，需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照样完成。所以这些因素都在变化。甚至再过几十年后，还有企业家吗？也不一定都叫企业家了，更重要的是某一个领域的领路人。在这个领路人的带领下，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不久又出现了新领域，新的领路人就会出来。
创新是重要的，人力资本的革命实际上为中国下一步的创新在做准备。人们对创新的概念也应该有新的认识。创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00年前提出来的，他提出生产要素的重组就是创新，在他那个时代是对的。但现在的创新和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概念不是一回事，而是信息的重新组合。依熊彼特的观点，要作为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必须要跟银行搞好关系，这样才能融到资，能融到资才能有创新活动。但现在重在创意，那些年轻人在酒吧里聊的都是创意，有创意被投资者看中，钱自然就到了。在熊彼特的时代，企业家是把发明家的成果拿来用在经济活动中，放在现在也对，但是现在不只单纯的企业家，很多企业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认为不要创新保持现在的状况挺好，创新后会遇到新情况，不能掌握怎么办。但是有更多的人在起来。
从前人们总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能够这么说吗？现在人们会说，关键在改变思路，思路不改变，失败就永远是失败，改变思路就成功了。有了小成功，就会有大成功，成功是成功之母。因此好多观念都在发生变化。
我们能够赶上这个时代，大量年轻人赶上这个时代，这表明一场悄悄的人力资本革命正在中国形成。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力资本革命最后所带来的成果，也许时间越久我们看得越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