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合貌离的资产阶级与国家权力
《雾月十八》的故事中，还有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为什么最终在“由自己的政治代表统治”和“由波拿巴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诚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更能维护个体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考量之下，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对资产阶级而言,“由自己的政治代表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统治”，会让国家政权带有极为可见的阶级统治色彩，这种可见性，很容易为被压迫阶级所察觉，使得被压迫阶级在脑海中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统治画上等号。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任何执政失误，都将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整体的责任；任何反抗国家权力的斗争，都有可能蔓延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将不得安宁：国家权力运作中生产的任何不满，都可以迅速转化成反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而波拿巴的好处在于，他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资产阶级，而且坐拥小农、流氓无产者等多个群体的支持。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动员能力向波拿巴暗中施压、迫使其回应资本的利益，但因为波拿巴政权不会被人们看作是资产阶级政权，所以波拿巴执政的问题，就不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反抗波拿巴专制的斗争，也很难演化出反抗资产阶级的诉求。这样一来，不管国家政权面对怎样的挑战、不论政权怎样更迭，资产阶级的结构性特权并不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波拿巴政权的最终垮台，也没有改变法国的阶级格局。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政治学家米利班德（Ralph Milliband）认为，资产阶级精英把国家机器攥在手里，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他的论敌Nicos Poulantzas 指出，国家机器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中的个体资本家和派系，这种独立性使得国家能够调和不同资产阶级派系的冲突、维护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但从《雾月十八》的分析来看，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安排其实是：让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维持形式上的距离，以使得国家既不会被视作个别资产阶级精英进行统治的工具，也不会被视作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言人。
这样一来，虽然资产阶级还是能在相当程度上干预国家行为，但人们难以在意识层面将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这种迷惑性的距离，最有助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长期稳定。当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强调自身的个人利益、或是将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纳入其执政的民意基础时，实际上是维护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形式上的距离。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的所作所为。特朗普胜选以后，史无前例地将多位资本家和大公司领导人任命到内阁的关键职位上，被称为“史上最富内阁”。在国务卿、教育部长、劳工部长、陆军部长这种一般由职业政客担任的内阁职务上，特朗普分别任命了埃克森美孚公司CEO、温奎斯特投资集团创始人、CKE餐饮公司CEO、高频交易巨头Virtu Financial创始人。很多人指出，这种明目张胆地将资本力量引入政治舞台的做法，和特朗普竞选时摆出的民粹主义反精英姿态相比，是十足的虚伪。 但我们更要看到，后者恰恰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之一。
恰恰是因为特朗普的反精英姿态、因为他坐拥大量中下层选民的支持、因为他和共和党建制派的紧张关系，使得他在大量选民的心目中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他对于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攻击，一直围绕着“建制精英和资本的密切关系”这一主题，也就暗示了自己是不会陷入这种关系当中的。特朗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说服选民无视“他自身是资本家”这一事实、而认为他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是利用“他自身是资本家”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说服（“我已经足够有钱了，所以不会被任何人收买”）。正是因为特朗普在观感上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距离，才使得他能在不招致严重反弹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提供更直接、强力的渠道介入国家政治。
执政者与资产阶级在观感上的距离越大，资产阶级事实上的政治活动空间也就越大。试想，任何一个建制出身的总统候选人，难免被人怀疑与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暗中联系（比如希拉里），一旦在内阁中任命大量资本家，很容易被广泛指责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但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坚定反资本、反精英姿态，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所以就算他事实上做出一系列亲资本举动，也有大量选民坚信他不会沦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类似，如果特朗普政权今后在执政中出现任何问题，这种迷惑性的距离，会让很多人不把这些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而看作是特朗普个人作为野心家的问题、或者是右翼民粹主义路线的问题。
在波拿巴和特朗普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个阶级将执政者和国家机器玩弄于股掌之中，也不是国家高高在上地统治、调和各个阶级。相反，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维持了足够的形式上的距离，实际上却是相互依附的关系；恰恰是形式上的距离，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紧密、更加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