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代议制民主，已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
雾月十八日中，拿破仑将法国议会——元老院和500人院全部解散。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秩序党议会的垮台，实际上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机制的一种内在缺陷。
在通俗理解中，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各个社会群体选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些政治代表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传声筒，参与政治决策。代议制民主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基于这样一种预设：政治代表在参与政治时，是依照其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行事的。
但实际上，代议制民主机制选举出的政治代表，并不是其代表的选民群体控制的木偶，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个体。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其理论上应该代表的选民群体的利益。
理论上讲，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分化， 政客需要在个人利益与其代表的选民利益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但是在现实中，总有某些具体的议题上，政客个人利益与选民利益无法被统一，导致政客的私人立场和他理论上代表的群体立场出现直接矛盾，成为可见的代表性危机（正如秩序党和大资产阶级在是否支持波拿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那样）。
当代表性危机出现时，政客们若想在代议制民主的游戏中不被淘汰出局（或者说，不犯下秩序党议员的错误），就必须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坐标，模糊他们原有的代表性。这种模糊化的努力，往往需要政客们停止宣称自己代表着某个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而通过寻找新议题、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等方式，将自身包装成某种广泛利益诉求的代表、打造某种包含多个选民群体的庞大支持基础。因为一个政客所宣称代表的选民群体越单一，其自身利益与该选民群体利益之间的分化就越容易被察觉，丧失该群体支持对政客自身政治利益的影响也越致命，秩序党就是前车之鉴。
代议制民主之下政治代表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不仅体现在个体政客身上，也体现在政党身上。 新近的一些政治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党不是被动代表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新的利益诉求、身份认同、群体分界。更有甚者，政党也会通过话语宣传、政策收买等手段，积极收编浮现的新社会思潮，将具备潜在革命性的新认同扼杀在萌芽中（比如美国民主党对独立劳工运动的收编）。同时，当代议会制度也给政客提供了足够空间（比如在不同选区之间、两院之间、乃至议会与行政机构之间切换）去模糊自身的代表性、创造性地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
这样看来，代议制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代表性”的政治。我们很难把当今某政客或政党的支持群体，归纳成某个具有清晰身份和诉求的社会群体，更无法将该政客或政党看作这一群体实际上的政治代表。政客和政党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实会在特定情境下选择性地回应特定群体的诉求，但他们本身不以“特定群体的政治代表”身份参与政治决策。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国家原本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最终扩大或转换了自己的选民基础（比如英国工党和加拿大新民主党）；以及，为什么许多国家出现了纯粹以吸引最多选民为己任的“囊括型政党”（catch-all party，既包括一些没有清晰政治立场、纯靠历史上遗留的动员结构来吸住选民的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包括有清晰立场、但希望用自身立场广泛讨好选民的党——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
如此解读《雾月十八》，我们可以看到：总统选举本就不以代表性为原则，而代议制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代表性政治的意涵。因此，对“某某政客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分析，可能已经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我们恐怕不能将支持特朗普的群体看作是他实际上代表的群体，特朗普也不必然会回应某个支持他的群体的利益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