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又被拖着参加了几次当年插队落户人的聚会。
内心的隔阂日盛一日，最后是能躲则躲，实在躲不过，只好以沉默度过那种热闹而又空洞的聚会。这一段时期，我正赶写《随想录》，几乎每天都写一点。我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辩护在本代人中也许是最为漫长也最为顽强的。
因此，在写出《随想录·这一代的事》这一章节题目时，我还〔曾〕想挣扎，最后为自己这一代辩护一次。
但是，底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被内心另一种声音压了下去：我相信，有两场“文革”交织在一起。前一场“文革”是自上而下，后一场“文革”是自下而上。
前者激发了后者，也利用了后者，后者也一度支持过前者。不久，后者背叛了前者，成为“地火在运行”，使前者坐立不安。
因此，1968年以后的上山下乡，既有解决城市多余劳力的技术性考虑，也有驱散思想火种的非技术性谋略。那样的思想火种，留在城里太危险。在后一意义上说，那场席卷两千万人口的大迁徙，有点类似俄罗斯驱散十二月党人，“广阔天地”成了“广阔的西伯利亚”。
而绝大多数平平常常的中学生，被哄赶下乡，哭哭啼啼，到老都未必明白他们是那一小批人那一小批危险思想的无辜陪送者。这样的历史安排当然是不公正的。“六八年人”永远欠者他们同时代人的这笔历史债务。
10年后，我们的“西伯利亚人”得以回城，甚至进了大学，不料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年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亦以离城始，返城终，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灰色城市。
大多数人在这座灰色的混疑土森林里，变成〔进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职员〔状态〕，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当年的精神追求没有升华为超意识形态追求，即随意识形态的破灭而破灭，坠落为一堆叽叽喳喳的抱怨。
少数杰出者正在向等级序列的更高一层冲刺，成了托尔斯泰笔下卡列宁式的人物，只是还缺少俄罗斯式的贵族教养。意识形态已经淡出，社会结构的转型期也已经开始，但是，半新半旧、半阴半阳的过渡状态还会拖延一个历史时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具备底层的生活经验，洞悉明察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细胞的各种缝隙，内心深处又解除了意识形态〔当年那种〕虚假道德束缚，“六八年人”将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种结构的缝隙，从中渔利。新一代社会中坚也许就会这样形成。
新一代社会中坚是灰色的，我把这种颜色命名为“中国灰”。
这是因为“六八年人”的内心世界有过一场灰质化裂变。那场裂变不知道是那一天发生，但是却可以看见那股“中国灰”〔世故而又狡猾的灰色〕一天天从里向外泛出来。
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而是转化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在反对传统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同时，或在此之前，被反对的这两种毒素已经渗入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伤疤累累，〔我们的内心〕已经结痂成茧，外伤变为内伤，很不透明，甚至难以射进阳光。当年“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壤只收获了几个卡列宁，不会有普希金，不会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更不会有别林斯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限。这一代充其量只能洗清这块土地的外部毒素，其内部毒素大概只能留待后人清洗。
我们这代人已经走到历史尽头，大限就在这里。
〔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历史大限，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大限，就停留在这里。〕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如此短暂，是否已经死亡？
赋予我们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
给予最善意的估价，只有十七年的积累，太疲乏，太浅薄。
尽管我们当时读了一点黑格尔、别林斯基〔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这种非主流读物能起作用的毕竟有限。更何况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与十七年政治文化在某一方面是同属一脉，后者是前者的遥远后裔。
由此，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内在原因，还在于当年我们吞下的精神面包既有营养也有毒素，我们只坚持其营养的一面，拒绝反刍其有害的一面。
在当时的阅读氛围中，读黑格尔、别林斯基是有启蒙作用的;然而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在一个更深刻的层面上接受并捍卫正在迫害我们的意识形态。
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精神血缘上是同一血型，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能仅在于同一血脉里上源与下流的差别。因此，“68年人”当时的思想反叛，是在一种精神藩篱内的游击活动，并未跳出如来佛手心。
我们与当时迫害我们的东西，有一种相反相成的内在生命联系。故而我们能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兴旺期，长出一片精神小草，但不可能长成独立的参天大树，甚至连灌木丛都难长出。那一片小草，只有一个生命周期——伴随意识形态的生命周期，一荣皆荣，一损皆损。
一旦意识形态结束，调用毛泽东语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沼泽地里的小草迅速枯萎了。
对这一代精神生命的否定，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向下突破，返归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这一代人中已经有不少人这样做了。这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只能尊重。还有一种是向上突破，脱胎换骨，淘洗原来意识形态的底色，更换精神血型，走出另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
到目前为止，我只在一个人的作品里看到有后一种希望，那就是张承志。
他欲以笔为旗，只身面对当今虚无主义思潮的十面埋伏。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时也担心他拒绝淘洗昔日的精神资源，恐难有效拒抗虚无主义。
如果笔管里流动的是“六八年人”的旧式理想，那么下一代可能以调侃的语气问出以后一个问题，令我们哭笑不得。
这一问题是：〔自然会问，〕〔这样以笔为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敬重他的孤胆英雄气，以目相送，看他在荒芜英雄路上逐渐远去。
正在消逝的一九六八年思想群落，后来据我了解，当年在北京有过更为自觉的思考。在内地其它省会级城市，也有过零零散散的村落。于此相应，一九六八年的大陆，还出现过一些半地下的文学群落，如以食指为代表以北岛、芒克等人为主将的白洋淀村落。
他们都是这一代精神生命的“根”，至少是“根”之一，比来自西方的“符号根”更有泥土气息。文学群落比思想群落幸运，从白洋淀村落到朦胧诗，从朦胧诗到崛起的诗群，再到今日之先锋作家，这条线索始终未断，而且顽强发展，结成了正果。
这些年来，一部分文学史家正在紧紧追踪这一线索，一些冠以“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出版物正在公开发行；大学课堂已经开始讲授有关这一现象的文学史篇章；不定哪一年，不定哪个文学博士会以此课题很严肃地拿到一个很滑稽的博士学位，那时食指和他的伙伴们肯定还活着，读到这一新闻，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
相形之下，一九六八年民间思想界的“食指群”，则令人感慨。
也许“思想食指”比“文学食指”所需要的外界环境更为宽松？
也许是“思想食指”必须先指向自己，对其内部的精神淘洗要求特别苛刻？
总之，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许是所有的环节都出了问题，一群“思想食指”刚刚拱出大地，一阵暴风雨袭来，很快就夭折了。他们没有结成正果，至今还处在失踪状态……
我含恨怀念我们的“食指群”。恨意难消，却还是想追赠他们一个集体知识分子的职称。
不管当年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也不管现在是局长，还是街头修车摊主〔股票炒手〕，当年那种业余状态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举制下现在那些功名在身吞吞吐吐的青年教授，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
只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如其它类型其它辈份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精神〔教授〕生命上，也是短命的一代。大多数人未老先衰，提前进入暮年状态。就外部环境之恶劣，人们应该原谅，说一声：“可惜”；就内心状态之残破，后人再厚道，至少也能说一声：“可悲”。
有人说，历史的苦难总是能换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
我现在则十分气短，越来越没有底气说这句大话。更多的可能是，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堕落，进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
罗曼·罗兰说，三十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们恐怕又得为新一代人送葬。中国有的是人，而且是代代有新人。
〔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是代有新人。〕
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代代重复，最后是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你还想再看看？不必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不看今朝！
与历史学的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
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
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
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
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散播在民间村落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曾壮过多少人读史之后的胆气？
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记录！
你追寻这串脚印，不由得迎风洒泪，青衫长湿，还要追问：难道思想史只能这样流淌？
不是别人，正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歌德诗云：“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
是的，这是我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