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
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二十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大陆思想史。
我曾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它门类，就是为了寻踪他们而来。
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
我把这些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自己还很幼稚，小学才（才小学）毕业，只能守候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年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想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
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
一九七二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反叛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
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今天想来，当时是以旺盛的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而且还属于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既觉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怀念。
我开始熟悉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学讲堂，竟是在那种时候，肯定有浅陋误读之处。然而事后回忆虽然有点可笑，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
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错了。
我把那几年度过的思想生活称之为“我的大学”，至今不自惭形秽。现在知识界出现“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是个进步。但是有些人把它当做新口号来喊，标榜自己毫无功利目的，我总是将信将疑。真正没有功利目的的精神生活，就我亲历所及，只在早年那些学院大墙外的“民间村落”里看到过。
1982年我直接考入研究生，进入魂梦牵绕的大学校门，进校以后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我发现某些从本科考上来的科班出身者，比我那些尚在工厂的业余思想伙伴并不高出多少，一度非常惊讶。
后来才明白，如果他们多出些什么，除了多出一些知识上的系统整理，恐怕更多的是对新科举制阶梯上功名利禄的一级盘算。相形之下，我自然为我那些尚在墙外徘徊的孤魂野鬼叫屈，对那些已进科班却只有大量知识没有等量胆识的新科进士、举人看不上眼。
有一次，一个楼市上的硕士、博士们发生争论，我对一个自视清高骨子里却充满市侩气息的历史系研究生班班长，平素就有看法，争论一起，脱口而出：“你白读了一场研究生，你的视野与境界，比一个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还不如！”
这句话对他刺激很深，据说他至今还记恨着这句话。10年后想来，自己年少气盛，出言不逊，这一点应该致歉。除此之外，基本观点却难改变，至今还认为某些科班出身的学士、硕士、博士，一脸的匠气、俗气、市侩气，确实不如当年的“六八年人”。
从“民间思想村落”出来后，我始终摆脱不了当时那些业余状态下的精神记忆。
这些记忆成为某种剩余意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学院生活对我而言，就好象进入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源流有序，井井有条，这一点应该致谢。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时时作祟，既是烦恼，却也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
我相信，当年那种业余状态下的思想生活里有必须掏洗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不必抛弃。知识与思想的传统是必须尊重的，轻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经历的一九六八年人“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转眼即逝，也不该美化。
但是有一教育史的发展趋势却可注意，也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国度；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
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稍有性情者，无论是在哪所院校，都会感到是生活在“三闾大学”，“一地鸡毛”。每年的这种时候，我会更加怀念当年散播在乡野小城的那些“民间思想村落”。
身陷大学环境，理应充分尊重知识传承，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健康地发展。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那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一九九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老三届写稿，出版《苦难与风流》一书。我把自己那篇回忆老三届的文章写成了一篇“寻人启示”——
我始终在寻找他们，该不会烟飞灰灭？我读《枫》，枫说他们已去；我读《伤痕》，伤痕里没有他们的印迹；我读《蹉跎岁月》，那里面只有飘浮的枝叶。我还是贴一张寻人启示吧，或许他们中会有人路过，能够辨认出自己昔日的足迹？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一九六八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
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
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书！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
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
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你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在思考的问题。即使在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你们选择的课题也应与早年的问题相距不远。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
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问题，更遗忘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
“寻人启示”寄托了我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寻找那些游弋于体制内外尚未除尽的“余数”，却苦寻不遇的心结。
他们理应还活着，之所以隐匿不见，是不是也因为功名利禄的腐蚀才失踪了呢？
“民间思想村落”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这是天大的幸运。但是，一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就直奔学术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
如果真是这样，灵魂被“除”尽，一点“余数”都未留下，那岂不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我敢说，那就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没有一个人来揭下这份“寻人启事（示）”。不过，我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作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
在我给大学生记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
欠债感一直延伸到一九九三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我打破那类出版物序言的写作惯例，写完向导师致谢的一节后，又另辟一节交代论文的最早“灵感”来源，是在进入学院生活以前那段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的思想经历——十几年前“六八年人”对我的那场思想启蒙：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
……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法国人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无论他们走到那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 ...
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一九六八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的思想命运。就我而言，一九六八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历史实在残酷。
“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牺牲了，或者说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然而也可能因为这一点，我的思考显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续六八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对法国革命的穿凿附会；既要尽可能客观清理从启蒙到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思潮源流，又要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到中国留下足够的发展脉络；既要坚持法国大革命中高昂的价值理性，又要批判这一价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负面灾祸。
这三层拖累，尤其是最后一层拖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六八年人”来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价。
在本书写作最痛苦、最动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历史无情，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网有疏，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先知觉后知，是谓启蒙；后知续先知，勉为继承。谨以我绵薄之作，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之灵；同时，亦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
这样写序言，当然有点犯忌。
幸运的是，我碰上的两个先生都是在当今知识界并不多见的好人。念博士时因众所周知的那场风波牵连，差一点被逐出复旦校门，多蒙导师仗义执言，四处奔走，恢复了我的学籍。做这篇论文时，因观点有悖正统秒度教义，被认为是右翼保守观点，又惹出风波，后经答辩主持人给予我关键时刻的关键支持，方才逢凶化吉，顺利过关。
现在，论文出版时（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言应该说些皆大欢喜的话才算识趣，怎么还要添上这么一段吃力不讨好而又极易引起误解的话呢？我的论文答辩主持人在看到这一序言后，约我面谈了一次。那次谈话开始时，我还有点忐忑不安。
不料老人开口竟说，我关于六八年人的记述打动了他，使他知道了当初在牛棚里尚无法知道的情况——当年外面还有那样一群年轻人，在那样封闭的条件下，在坚持那样可贵的思想探索！听完老人的那一席话，当时我极感意外。
这些年来，在“文革”中历经磨难的老一辈学者是很难接受关于那一代青年的另一种说法的。与此相反，我的答辩主持人不仅宽容了这一说法，而且还那么认真的思考了一场。
看着老人那样诚挚的面容，我内心（同时也）自觉惭愧。我们自己敝帚不珍，就在上一代人好不容易开始理解我们当年的思想经历时，“六八年人”自己却正在走向消失。珍惜这一经历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少下去，理解这一经历的老一辈学者却可能一个一个多起来。这不也是思想史，而且是以现在进行时态在当下发生着的活生生的思想史吗？
就在我几乎对自己这一代人失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一九九四年春节，上海发起邀请全国灯谜大赛，电视台录象向全市转播。荧屏一闪，突然出现了一个我打听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赶紧去比赛地点找人，一问，却是刚走一天。几天后，我把这场寻友不遇的感受，写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版上：
自从离开了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昏暗的铁路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唯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我自以为我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离我而去。我只能放弃希望，放弃寻找。
这件事结束，我是真正绝望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
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遮蔽了当年那一批人的精神追求；（未必能揭示当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
某些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而确实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竟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
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的“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
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破碎而又扭曲的图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面对这幅丑陋不堪的图画，我只能背过脸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