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和中国智库的发展路径不同，各自具有优势与特色。
美国智库产生于三权分立、两党竞选这一制度的大环境之下，很多智库起始于基金会、财团等组织，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等。还有如兰德公司起始于与军方合作，具有很强的技术背景。美国的智库人员流动较大，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高，专业背景深厚。中国智库大多还是现行体制下的行政事业单位，行政管理特点鲜明，国际影响不大，研究视野有限，专业性不强。
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特别重视几个关系。一是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智库服务于政府决策是其存在的前提，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从智库的特点与定位来说，不同性质的智库对政府的服务内容和方式要有所区别。二是不同时段的研究目标之间的关系。中国智库不仅要研究“短时段”问题，关注短期内的“新闻事件”，还要关注“中时段”和“长时段”问题。要对未来更长时期我国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人口、环境、社会等因素进行研究与预判。目前国内有些智库过于看重短期舆论效应，要避免这种倾向。三是智库工作中服务与研究之间的关系。智库应以思想品和专门化知识服务于决策本身，而不是陷于日常性、一般业务性工作。如果服务与研究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不利于智库知识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且是不必要的浪费。四是研究的对策性、应用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智库不同于纯学术研究，要讲求研究的对策性和应用性，但同时要注重夯实专业性基础。缺乏专业性支撑，其科学性、应用性将大打折扣，也会失去与国际一流智库在更高层面深入交流的基础。
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几点建议
应鼓励智库类型的多样化设计与发展。为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维护国家权益，体现我国的主张，应形成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智库体系，更多地体现智库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为智库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与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智库主要脱胎于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在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社会公信力和认可度不高，缺少对智库资助的支持政策。应研究制定与智库的社会筹资、捐赠等相配套的政策支持。
尽快解决当前约束智库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智库在研究人员出国、经费报销、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基本上还等同于现有体制下一般事业单位，没有体现智库作为思想品生产机构的特点，应抓紧出台政策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加快打通智库人才“旋转门”。智库人才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又要有对国情的充分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要尽快建立相应机制，推动智库人员到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任职。进一步畅通渠道，吸纳社会优秀人才。
建立智库人才专门的培养渠道和机制。未来5至10年内，培养出一批高水平智库人才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至关重要。要抓紧制定智库人才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可从现有智库中选拔政治素质好、研究能力强的研究人员进行重点培养，安排他们到经济综合部门、驻外机构锻炼或到国外智库机构进行交流，并根据需要辅之以外语学习和专门的交流能力训练，逐步形成人才梯队。
（考察团团长：张大卫；考察团成员：陈文玲、王军、徐占忱、张焕波、刘向东；执笔人：徐占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