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不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必须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简政放权已越来越触及部门核心利益，改革难度逐渐加大，法治化程度依然不高。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注重数量、忽视质量，社会感受度不明显
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强力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职能、优化服务，砍掉了近千项行政审批许可事项，百姓办事本应更方便、程序更简洁，但市场主体和社会民众感受却并不十分明显，到政府部门办事困难依然重重，问题依然很多。政府的管制能力、管制水平和管制权力似乎没有因为审批事项的精简而缩小，改革还远未达到所追求的效果。社会感受度不明显的原因在于改革过于注重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各级政府取消下放的审批事项多是“含金量”不高、“不痛不痒”、细枝末节的项目，对“束缚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人民群众就业创业创新的事项［4］”和涉及本部门核心权力和切身利益的项目则抓着不放。因此，公众的感受与取消下放审批事项的数量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效果还有所欠缺。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类型化不足
本届政府自成立以来，已取消下放近千项审批事项，涉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职业资格、行业资质认定，产品、物品检验、检测等众多领域。但在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数量的同时，简政放权的类型化没有充分体现，究竟应减哪些政、放哪些权、管哪些事，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够明确。如在国务院《关于取消13项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10号）取消下放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中，涵盖了开采矿产资质认定、药品生产质量认证、期货交易等多个领域，未突显出简政放权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此外，我国市场经济秩序还很不规范，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局部地区生态持续恶化，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对涉及百姓生命、健康安全领域的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后，倘若事后监管措施未能同步建立，就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对公共安全和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带来隐患。
（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明减暗增、上减下增的现象依然存在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审批事项进行“打包”或者“拆分”处理，“把废弃的项目做成‘膨化饼干’，一项做成好几项，把要保留下来的项目做成‘压缩饼干’，把好几项压成一项”，［5］以应付上级精简审批事项的目标。还有的部门和地方将审批“改头换面”为“核准”“备案”“指标”等，权力不减反增，影响了改革的效果和质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触及深层次矛盾，触动权力和利益调整，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只取消下放审批事项，不进行机构撤并、职能调整，就不能彻底做到简政放权，难免出现审批事项“死灰复燃”的情况，陷入权力精简膨胀循环的怪圈。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法治化程度有待提高
虽然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经过多轮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改革的运行机制主要由政策主导，没有形成法治化的改革模式。在国务院取消下放的审批事项中，很多都是法律、法规设定的许可事项。但自2001年国务院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国务院均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取消下放审批项目，分批取消下放审批项目之后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相关法律，或由国务院自己修改或废止相关法规，没有实现通过立法、修法等法治途径取消下放审批权力。改革未与立法、修法完全同步，导致在国务院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取消下放审批事项之后，相关法律、法规被修改或废止之前，出现了一个“空档期”。在这个“空档期”内，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但已被规范性文件所取消的审批事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相关政府部门是否还应履行审批职能？可见，立法、修法滞后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决定，不仅给改革带来了操作中的困境，而且使改革脱离了法治轨道，直接面临合法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