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烟花爆竹“禁改限”的第11个春节，2016年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伤情、火情数量及烟花爆竹销售数量均较2015年同比有所降低。
同样发生改变的还有酒桌上的劝酒文化。关于劝酒，很多人会想起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接下去还有“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等句。这些诗句时常出现在酒桌上，中国人的好客，在酒席上发挥得淋沥尽致。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往往在敬酒时得到升华。中国人敬酒时，往往都想让对方多喝点酒，以表示自己尽到主人之谊。这些做法有其淳朴民风遗存的一面，也有一定的负作用，特别在“醉驾入刑”后，更不能“会须一饮三百杯”。
面对陋习法律不能缺位越位
虽有法谚“习俗是万物之王”，但不容忽视的是，风俗习惯并非都是积极进步的，其中不乏一些恶俗陋习，这些陋习往往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需要加以改造甚至扬弃。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闹婚”、劝酒等民俗本身不一定违反法律法规，只是一旦逾越一定程度和限度才会违反法律法规，“民俗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不能笼统而论，当这些民俗具备特殊情结，达到了一定严重程度才违反法律法规”。
“比如，农村的办酒席宴会有我们所不理解的社会功能，即社会互助和救济。因为在过去生产、经济不发达的时候，办婚丧嫁娶是一个家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通过拿礼钱、大家凑在一起热闹，是社会互助、社会团结、娱乐的功能。但是对他人人身、人格、财产造成损害的民俗，违反法律法规，应该有处理措施。比如‘闹婚’对伴娘人格造成损害，这是法律不允许的，不能提倡。”支振锋分析说，民俗活动也与活动主体的身份有关，法律是平等的，但除了法律还有党的纪律。同样的民俗在普通群众身上没有问题，但在党的领导干部身上就是问题。比如婚宴大操大办，“对于普通群众，我们可以批评教育、不鼓励不提倡；如果是党员干部，可能会有党纪处分，情节严重者还要查明是否有腐败情节”。
对此，乔新生也向记者表示，当习俗与法律发生冲突时，首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凡是损害他人权利的，应该一律禁止甚至鼓励当事人诉讼。如果不损害他人权利，属于传统习俗，比如往脸上抹黑、往身上泼水，如果不违反法律，应该允许存在并保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既有内在的东西也有外在的东西，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民法通则中规定民事行为不能违反社会公德，只要你的行为不违反国家法律我们都应该允许存在”。
针对那些有伤风化甚至违背法律法规的习俗，支振锋认为，对于有伤风化、违反公序良俗的习俗，要区分不同情节和情况，“有些是道德层面的，需要批评教育，道德感化，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管住关键的少数，使领导干部不去做奢侈腐化的事情，为群众做榜样。有些涉及社会治安层面的，法律要严厉打击，法律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对于一些挑战法律的陋习，乔新生的建议是，第一要自力救济，如果认为自己的权利、人格尊严受到侵害，可以提出诉讼，这叫诉讼个人保护；第二需要村委会或社区管理组织出面劝告，防止闹得太过火；第三可以由民政主管部门提前告知；第四，如果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可以介入调查。
“另一方面，文化管理部门、民政主管部门应该注意偏远农村的一些现象，防止地方陋习在无形之中损害公民权利。有关部门也要注意移风易俗，更好地营造良好环境。”乔新生说。
制图/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