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不会较短期内结束，应该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政策准备和理论准备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第一阶段很难避免有一个阵痛期，在这个阵痛期里，不能对转型期的难度估计过低，不能对转型期的时间预期过短，不能对政府调控的效果要求过急。经济转型升级只能循序渐进、积累求变，不能指望短期见效、轻易过关，更不能急于求成，任何高明的政策都不行。只有熬过和走出这个阵痛期，才能进入新常态的上升发展阶段。
2015年国内股市短期崩盘，股民损失惨重，社会民怨很大，原因复杂，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有关部门对国内股市的发展进步评价过高，对股市扩张证券融资的有效能力估计过高，对政府管控股市风险的能力估计过高，特别是对政府管控恶意市场行为的能力估计过高。这个教训，应该记取。
（一）靠市场消化解决结构性供求矛盾，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大量工业产能过剩和商品房库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周期性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现在普遍的认识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兼有，后者为主。但是在有些领域中，一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声音很高，另一方面却用强化周期性调控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以商品房库存为例，2015年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亿多平米，按照人均住房面积30平米计算，空置住房可供近2400万人口居住。为了去库存，央行的房贷门槛连续放低，不限购城市的购房首付从35%降低至20%（或许未来还有继续放低空间），央行通过降低房贷和积极扩大相关融资，意在更多释放存量货币购买能力，化解市场供求矛盾，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这些举措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大量空置房问题。现在已有信息显示，最近一些大城市的房价上涨，投资性购买的比例不断上升，根据深圳链家的统计数据，2015年深圳投资性置业占比高达26.7%，比2014年增加3.0%，是2011年的3倍之多，其中个别月份超过30%。［23］。随着市场上涨预期不断强化，投资客占比上升到近三成，就是说，在热度不断上升的楼市中，短期刺激起来的投机性购买正在蓄势发力，市场搅动越来越大，同2009年历史高位的情况非常相近。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隐含重大风险的信号。
央行的房贷调控政策效用有限，其实道理也不复杂，因为它无法解决房市发展的四个结构性矛盾：1.购房主体人群的渐进替补，国内第一轮购房主体是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部分人群，现在这个人群的购房消费占比递减，新的购房主体人群发展生成，但还未替补到位；2.大量房屋空置和大量城镇居民家庭无力购买，约30-35%的城镇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人群有购房租房需求，一部分缺乏购买能力，一部分人只有边缘购买能力，怎么办？3.国内房市的区域结构差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有就业水平和公共资源高度密集的绝对优势，供求趋紧，房价趋高，大多数三、四线城市空置房大量积累，全面消化需要较长时间；4.房屋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的矛盾，一方面是房屋普遍趋向高档化发展，一方面是很多居民家庭难以买到自己合意的房型。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必须尊重市场供求规律，如果不采用极端手段把大量空置房全部炸掉，就只能依靠市场出清和市场消化，这是需要等待，需要花费时间的。
（二）在宏观调控的政策设计中，不能把中长期结构性发展目标当做短期增长目标
经济下行持续，为了稳增长，政府出台了很多调控政策，正在发生积极作用，但也有一些政策设计，主观上想尽快解决问题，客观上却把中长期才可能实现的结构性发展目标，当做可以短期见效的增长目标。目标错配，欲速而不达，值得认真研究。这里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为了解决商品房去库存问题，把进城农民工购房作为一个重要的选项，甚至关键的选项，真是可行的吗？
农民工大量购置城市商品房，从纯粹逻辑推论，非常有吸引力。现在全国农民工2.77亿，按三口之家计算约有0.9亿户，如每户购买8平米城市商品房，就可以把全部71853万平米空置房买下来，房地产库存问题基本解决。然而，这是一个不可能假定。首先，大量农民工在一线大城市购房极不现实，北、上、广、深等城市不断攀高的房价，是他们根本不敢问津的，可行的方向是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民工居家较近的小城镇。但这里也有两大问题，第一是就业和收入差别，大量产业资源和金融资源高度聚集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资源配置的巨大差异，使中小城镇的就业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远低于大城市，农民工愿意选择在这里买房安家吗？第二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差异，高水平的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更是大量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小城镇的状况完全不在同一档次，这种巨大差异下，农民工愿意大量选择在这里买房安家吗？
农民工大量进城买房安家，并非是不可企及之事，但一定要有发展结构的必要条件。如果未来大、中、小城镇能够发展合理布局，产业资源得到均衡配置，就业和收入水平做到基本平衡；如果未来公共服务资源也能在大、中、小城镇均衡配置，社会保障水平做到基本平衡，农民工就一定会大量进城置业，购房安家。同时，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状况，也一定会彻底改变。
（三）新常态下研判经济需要有新的指标体系，缺乏就业指标引领就只能紧盯GDP增长
2012年后增长水平持续下降，经济探底尚在继续，同时，在新的政府调控方针指导下，宏观经济结构的一些重要方面，已经出现新的优化发展迹象。从2012年始，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工业部门，2013年后成为国民经济比重第一大产业；2012-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连续超过GDP增长水平，等等。［24］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GDP作为观察和评价经济的核心指标，尽管也有一个配套的综合指标体系，但由于增长方式惯性的深刻影响，无论朝野，人们最关注、最看重、最敏感的指标，还是GDP增长。2015年四季度GDP下落为6.8%，应该说没有超出调控预期，但数据公布后，社会舆论非常敏感，很多人认为严重冲击心理底线。
新常态下以新的评价方式看待经济走势与发展，非常需要有新的指标和指标体系，最重要之点，应首推就业指标。按照我的理解，在新一届政府的宏观调控设计里，就业指标是放在基础地位和优先地位的。就业指标和增长指标的逻辑联系是，先确定中长期平均值的城镇失业率，约5%左右，再确定增长预期值，约7%左右。这个调控设计最有价值的进步点在于，就业作为民生指标优先考虑，成为确定GDP 和其他增长指标的基点。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迄今为止，政府权威部门向社会定期公布的季度性和月份经济数据中，始终没有就业数据的指标（据称只有内部数据参考）。社会就业无法进行动态观察与比较，不能进入经济分析的研判参数，以GDP 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自然得以延续和强化，一切向GDP看齐不可能得到实际的纠正。这种情况应尽快纠正过来。
增加就业指标和重视就业指标，对新常态下全面准确分析经济形势及发展，还有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意义。由于近年来服务业比重超过工业部门，就业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结构改进而不是经济总量增长，就业增长同GDP增长的相关度逐步趋于松弛，因此，只要城镇失业率不超过合理的预期底线，比如4.5-5%，即使GDP跌到比6.8%更低的位置，甚至在某一个别时期低于6.5%，也不应视为经济衰退的信号，不应由此而急于寻找更多经济刺激的手段，更不应因此而动摇既定的宏观调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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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吴斯丹.深圳：全民都有投资心态［N］.第一财经日报，2016-2-24（3）.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