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不能指望短期内收急功、收近功
1.去产能不是简单关停并转，系统性解决问题难度不小。
产能过剩是当前供给结构扭曲的突出表现。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五大行业——粗钢、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和造船，2014年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0%、72%、73%、68%和50%，总体产能过剩1/3。按照政府要求，去产能要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是一项难度系数不容小视的系统工程。
去产能首先是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和再就业。这一轮去产能涉及多少下岗职工？官方统计，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约计180万人，如果加上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造纸、纸品业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下岗总数一定远超180万人。当前经济持续下行，就业扩张弹性并不太大，中央政府提出城镇登记失业4.5%的目标，本来就是一个绷得很紧、难度很大的任务，［19］再陡然增加更大规模的就业人群，让大量下岗职工能在比较宽裕的就业环境中再就业，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2016年中央财政拿出1000亿元安置资金，力度不小，但同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减员增效的大规模职工下岗相比，现在的法治环境和职工维权意识、职工下岗安置成本、社会就业结构等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安置难度要大得多，问题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当下社会收入差别扩大，贫富分化严重，稍有疏失就有引发社会群体事件的风险。［20］
去产能的第二个问题，是政府的管理难度。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破产关闭，由于企业和银行产权结构比较单一，政府能够更多采取行政化手段解决问题，例如破产关闭主要涉及国有独资企业，企业负债基本来自国有独资银行，企业产权即使是抵押给银行的资产，如果企业破产，银行也要放弃优先受偿权，变现后必须首先安置下岗职工，最终损失由国家财政承担，办法就是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按账面原值收购银行剥离的企业不良贷款或坏账。现在情况大变，国有独资企业不多，必须压减的过剩产能，很多都在产权、股权结构复杂的国有企业中，几个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虽然由国家控股，但大都在国内外上市，接受国际通行管理规则，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多元化已是常态。由此，无论是清算企业减压产能的成本账，还是选择合理的财政渠道或是市场化方式，或是分清各类市场主体的债务责任，都需要有新的思路。各级政府准备好了吗？
去产能的第三个问题，是银行风险及其规避反映。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血缘关系”，在很多方面，二者已长期形成荣辱相倚的密切关系。在政府显性信用和隐性信用的支持下，金融、信贷资源大量集中于各类国有企业，包括很多低效企业，甚至僵尸企业。一旦这类企业大面积破产，很容易因债务膨胀、坏账剧增而引发银行风险，包括政府管理的信用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很多银行宁肯放宽还贷期限，甚至继续扩大发放贷款额度，让应破产企业延续生存，给去产能大大地打一个折扣。
2.产业创新发展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制造业为例。
中国经济创新发展，是一个大课题，涉及很多行业、领域，我认为最重要、最关键的部门是制造业。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GDP总量翻了70多倍，制造业贡献了最多的产值和就业，长期是第一大产值部门和第一大就业部门，是GDP持续快速增长的第一强大推动力。［21］目前中国制造业产值和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据2014年估算分别约占20％，增加值约占33%，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中国在22个大类产品中7个大类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产业技术水平低，绝大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依赖进口，仅每年用于进口芯片的外汇就超过了2100亿美元，产品大都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现在，中国制造业受到两头夹击——产业高端被美、欧、日垄断，产业低端被后发国家抢断流失，维持现状很难，走变革创新之路，是唯一合理的发展选择。
国内制造业怎样创新发展？有两个思路，社会聚焦度很高。
第一是总体思路——信息技术同制造业深度融合，即通过物联网进行全行业、多产业和市场供求联动，实现生产自动化、个性化、弹性化和自我优化。2012年《德国工业4.0》最先提出这个发展思路，引起广泛反响，我们也很快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 》。应该看到，这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生产方式，作为完整形态，目前还是没有摆脱理论性假设，还在局部性实验阶段，德国政府就明确提出《德国工业4.0》是一个“尝试性实验”。
《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大布局、大思路，目标宏大，图谋深远，但面临发展问题很多、很复杂，最大难题就卡在体制机制上，现在还几乎无解。中国不缺少制造业发展的硬件要素：有位居世界前列的网商与互联网企业群，有资金实力雄厚的银行金融业，有数量庞大的社会民间资本、有一批在很多领域研发能力优佳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有基础宽实并已有部分领先发展的制造业，但是，怎么把它们有机配置和组合起来呢？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体制机制的办法。美国的办法是依靠市场金融机制，主要是倚赖完善的风险投资体制，作为创新发展的孵化和引导；德国的办法还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市场调节加政府规划和政府推动。中国怎么办？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大变革、大进步，中国制造2025不可能真正推开，用这个革命性的过程改造制造业，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功业吗？
第二个聚焦思路，是机器人的发展。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是我国制造业创新的一个突破口，是最有发展潜能的未来新型行业，前景不可限量，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有希望成为未来全球机器人行业的领先国家。这种预期研判，同现实情况形成很大反差。据统计，目前国内机器人企业有800多家，99%是传统机器人——即高端一点的机械设备。我国是全球工业和服务业机器人的最大市场，中高端机器人大量购自国外企业，国产机器人企业处于边缘化和低端化。目前，国内很多地方都热衷搞机器人产业园，大量筹措投资上马，大量重复建设，根本不考虑供求关系，很多还处在概念阶段。这样的搞法，很可能又会走到光伏产业的发展老路上去。应该看到，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我国机器人行业还不是一个大量产出的行业，而是一个需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大量投入的行业，也是一个需要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市场资源整合的行业，希望在未来而不是现在。
3.改变高端消费内冷外热，涉及到许多深层结构性问题。
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目下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反证性案例，就是高端消费“内冷外热”。2014年我国奢侈品消费1000多亿美元，76%是境外购买行为，2015年境外消费总额高达1.1万亿元人民币，占消费零售总额约4个百分点。［22］对此有人提出，应努力提高国内消费品质量即供给水平，把大量居民消费和购买力留在国内，改变蜂拥而上抢购日本马桶盖的不正常现象，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这个建议很有吸引力，看起来是个好选择，但实际把问题看简单了。出现高端消费“内冷外热”成因很复杂，从表面看，有购买成本、价格差别、税收差异、汇率变化等原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可能还有更深层和更复杂的问题。
我国很多行业的产品质量不高，有一个关键问题——人力资本和就业结构的矛盾，简单讲，就是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缺乏新的适应性劳动力人群。改革开放初期，制造业、房地产和基本建设大规模上马，劳动力市场需要大量普工、粗工，农民工的源源不断供给完全适应。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无论是传统产业更新换代还是新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具有高素质的中高级技术工人，即高级蓝领人群。现在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缺口非常之大，据初步统计，目前中国产业工人7000万，高级蓝领人群比例只有5%，2025年产业工人将达到1亿，缺口可能在3500万左右。相比之下，德国高级蓝领人群的比例是40%。如此扭曲的人力资本和就业结构，是国内产品质量问题之源。没有高质量的劳动力人群，没有可以大量生产出这个高质量劳动力人群的体制，首先是教育体制，一个国家产品质量的整体大幅提高，是没有希望的。高端消费“内冷外热”的状况，还会长期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