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供给角度看，供给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方面的问题、矛盾，更是一个只能逐步发生作用、效用的过程
2015年第四季度，中央决策机构提出供给侧改革，一时引动社会热议。提出供给侧改革很重要、很有意义，但目前有两个认识问题值得研究：一是对供给侧改革的作用功效涵盖过宽，预期过高，把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把现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很多目标统统放到供给侧改革之下，以为是一副灵丹妙药，显然有失偏颇；二是离开需求和需求管理讲供给侧改革不妥，根据学理，供给与需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永远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一般讲，需求管理主要解决经济运行的短期性问题，例如当GDP下降过快、失业率过高、企业破产过多时，政府可以通过需求调控的工具箱，主要是货币、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供给管理或供给侧改革则正好相反，除减税外，主要是解决供给方式和供给结构的问题，即解决更深刻和更长时间的经济问题。［16］
关于供给侧的改革，从操作意义上看，可以分为市场供给政策的改革和供给结构的改革。
（一）市场供给政策的改革，减税难收一时之功
供给侧改革最经典的方式，就是减税。按照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原理，在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政府税收在合理水平内，总量可以随企业收入和规模同步增长，如果税收超过一定合理限度，导致企业成本过大，影响企业发展，就会导致宏观增长趋缓，税收增长也随之下降，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减税。通过减税，可以减轻企业负担，扩大企业发展，拉动宏观经济，也可以提升政府税收增长。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曾有最成功的减税案例。
在国内要不要实行全面减税，可以不讨论，因为中央已经确定了“结构性减税和普遍降费”的基本方针，不会有颠覆性改变。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结构性减税的方针下，有哪些减税领域可供选择，可能性效果如何。
第一，小微企业减税。目前小微企业的税收缴纳已经实行特殊优惠政策，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20万元(含2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仍有扩展余地，例如应纳税所得额继续降低，政策时效继续放长。国内小微企业大量分布在服务产业，拉动社会就业贡献很大，相对产值比例较小，短期内对拉动宏观增长的力量比较有限。对小微企业的减税良政持续下去，一定会对未来新生经济力量的发育、成长，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第二，中小企业减税。这里仅以中小型制造企业为例，2012年到2015年12月，中型制造企业有27个月的PMI仅达到临界点的50%，微高于50%的只有6个月，小型制造企业的PMI达到和超过50%的只有3个月，其他33个月统统在50%以下，2015年全年PMI 平均值为47%。［17］这就是说，当前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日子非常艰难，处于微利、维持、衰退和深度衰退的不同状态。即使如此，大规模普遍减税，也不是改变现状的最有效办法，这是因为，目前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很多中小企业技术落后、工艺粗略，产品供求矛盾突出，市场竞争力低下，如果不加区别地一律实施大规模普遍减税，只能起到保护落后的作用。至于中小型制造企业怎样在政府指导和市场调控下，进行更新改造和发展创新，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第三，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减税。2015年1-11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仅为-23.0%，［18］为历年最低。大量企业亏损，处于发展严重困难时期。面对这种情况，实行大规模普遍减税也不行。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面临的发展问题很复杂，主要矛盾绝不是税收成本负担，而是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深层体制机制问题，如政企混合、产权单一、股权独大、经理人寻租、管理低效、竞争力弱势，有的企业长期依赖政府垄断，有的企业早已处于僵尸状态。很多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对税收杠杆并不敏感，普遍减税不能解决问题。另外还要看到，经济持续下行，财政收支关系绷得很紧，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作为重要财政支撑，如果大幅减税，既有政府财政格局将难以维持。
第四，网商减税。阿里巴巴、京东等一批中国网商创造了一个行业奇迹，据不完全统计，淘宝、天猫等零售平台创造的零售交易额在2014年就超过3000亿美元，仅2015年“双十一”的销售超过1000亿人民币，相关领域容纳就业超过3000万人。然而，正是这个堪称创新典范的网商行业，基本上是不纳税的，被传统商业界和政府税收部门视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特例”。客观而论，不纳税和成本优势，也确实是网商行业的市场竞争利器。关于网商应该如何规范税收管理，可以从容讨论，但从目前发展阶段看，权衡利弊，短期内维持现状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既然网商不纳税，当然也就没有减税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