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积极推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国家发改委已发布PPP项目1043个，总投资1.97万亿。［10］有研究机构预计PPP市场总容量可约达10-12万亿。国内已有重庆等地成功运用PPP模式大幅拉动基建投资的案例。但要知道，PPP模式不是筹钱机器，而是公共产品投资体制的深层改革。在PPP模式中，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特别是非公有资本，都是平等的产权主体、管理主体和利享主体，这个模式普遍实施，将根本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和国有资本对公共产品的垄断投资和垄断管理。显然，这个改革还在探索阶段，实事求是讲，对政府善意推出的很多PPP项目，大多数社会资本的投入积极性并不高，观望者颇众，担心被政府套住和担忧无利可图的心理还相当普遍。要让社会资本主体真正理解、信任并积极主动参与PPP模式，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公共产品投入的新一轮增长，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事情。
四是中央为地方政府债务置换。2015年财政部两次下达地方政府置换债券2万亿，［11］覆盖了当年审计确定的全部到期政府债务。这是一项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举措，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地方政府债务总量高达28-30万亿，按照这个债务置换率水平，需要10-15年左右才能置换完毕，况且还没有计算居高不下的债务增量。地方政府债务最难办的部分，是负有担保责任和承担救助责任的债务，两者保守约计10万亿左右，这个巨额债务年深日久、矛盾叠积、极不规范，是根本无法按照现有办法置换的烂账，怎么办？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基建投入，有三个法宝：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和城投公司。现在情况变了，第一，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已成定势，基础财源大大萎缩；第二，政府融资平台积累巨额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严重挤压新的融资能力；第三，城投公司债务约占地方政府性债务49%，使本地公共产品投资能力和政府信用大打折扣，如此一来，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原有基建投资能力都难以维持。
（三）消费增长要有更大作为需要解决深层问题
社会消费是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寄予最大希望的宏观增长领域。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长水平超过工业部门，［12］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13］成为拉动GDP首要动力，尤其是网络消费突飞猛进高达4万亿，位居世界第一。由此，我们能否指望社会消费能够继续大幅扩张，填补投资、出口的弱势增长，进而根本改变GDP格局，主导中国经济走出一个新局面呢？我认为短期内无此可能。
首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过分夸大，因为这里既有消费增长本身的原因，也有计算方面的原因。2015年出口、投资、消费增长分别是-2.8%、10%、10.7%，［14］2005年出口、投资、消费增长分别为28.4%、25.7%、12.9%，以10年计算，出口增长下降了31.2%，投资增长下降了15%，消费只下降了2.2%，［15］由此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社会消费超常发挥，增长大幅上升，而是从前经济拉动力最强的投资和出口增长大幅下降了，此消彼长，出现了三者增长下降程度的比较差别。
再看电商消费。电商消费出现爆发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线下实体销售大量分流出去的，传统商业零售份额被狠狠切去了一大块。同时，网络商业零售增速也有明显放缓的情况，2010年网络零售增速高达200%，之后每年平均下降50%左右，2015年降至30左右，这就暴露出电商销售依靠互联网人口红利的初期优势已不再明显。服务和货品质量的大量问题，也影响电商消费高位增长的曲线走缓。
中国的社会消费要有更大作为，必须触动结构和体制机制，基本的问题是分配结构的改进。未来扩大社会消费最雄厚的基础，是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要大力提高这个社会人群的购买力，就必须大力提高他们的财富水平。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向少数人大量集中成为不可逆的趋势，问题就可能无解。根据民间最新研究，以国家10%的人口所拥有全部财富的份额为指标，中国的贫富差别程度属于中等偏上，低于俄罗斯、美国、以色列、挪威、印度、菲律宾、泰国等许多国家，但令人警醒的是，该指标的增速中国最快，15年后的贫富差别会超过上述所有国家，怎么办？再看居民的财富结构，据概算，我国中产阶层人口已超过2亿，房产的财富配置比例接近80%，这个消费主力军被庞大的房产比例牢牢地套住，向其他方面的社会消费扩展还会有多大余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