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全球化4.0。以前中国出口最多的是廉价的鞋子袜子，是世界代工厂。危机之后全球化已经从3.0版本过渡到4.0版本，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的断裂，大型经济体内的需求内卷，原来几个传统的市场都已经熄火了；而且由于制造国的货币都在贬值，出口竞争也更加激烈。所以现在我们希望能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让我们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投资和出口提升一个量级，以前简单出口的那些产品会逐渐被包括核电、高铁、通讯、电子、家电等配套基础设施输出所替代。现在中央正在组建企业“联合舰队”，形成战斗群，开往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预期在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印尼等节点区域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涌现。随着“一带一路”推进，可能能够打开一个个新的市场和新的需求。同时由于还要能够解决中国海外资产保护和提升军事投射能力的问题，这也会延伸出很多在安全、投射、信息、军工等领域的新需求。
新供给
供给的核心是一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然后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现在问题是怎么样去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这大概会沿着六个方向，也就是所谓的“六新”供给进展。
首先是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包括在《中国制造2025》中的一些内容，是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一些突破和创造。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美国的技术和设计特别多、特别牛、特别能创新，关键原因其实不是美国人有多聪明，而是它有个无比强悍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敢往里面砸钱。因为只有这样的投入才能有那样显著的结果，我们应从这种意义上去理解资本市场的功能。
第二个环节上的创新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这块可能主要就是围绕着现在最热门的“互联网+”领域展开，就是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互联网+”确实对传统行业的改造是非常有效果的，效率是明显提升的，消费者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实惠，希望通过“互联网+”能够从新的供给里面带动更多的新的需求。
最后是新的制度，包括简政放权、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总体而言，这都会使得结合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和资本的成本有明显的下降，会使得不仅是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会上升，TFP会变得更大，整个经济也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这几个方面也形成新的供给的主要内容。
新宏观调控
市场还是喜欢用“放水”、“刺激”这些词语去描述当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动向，这其实还是典型的旧常态的思维和旧常态的语境。新常态就意味着我们对经济增速有比较大的容忍度，所以整个宏观操作的目的可能只是托住经济的底部，更重要的目的是修复中国宏观资产负债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