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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下个四十年金融改革新篇章——从四十年金融改革看当前的金融供给侧改革

★ 过去四十年,金融供给较好地服务了实体经济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内容是金融供给侧现行的运行方式。简单的说法就是追求一种更为有效的金融供给运行方式,以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来检验这种金融供给运行方式的有效性。以往四十年来,我国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资产和货币存在相互内在影响。1978年12月底,我国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贷款余额是1890.42亿元,到2019年2月底,这个指标已经达到140.41万亿人民币,后者规模是前者的743倍。过去四十年,金融供给较好地服务了实体经济,在金融部门的有效支持下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但也有继续改进的空间。总结起来,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供给运行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抵押资产的要求比较严格,抵押比率相对较低。二是名义货币M1增速基本上和资本边际产出保持一致,而资本边际产出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接近14%左右。资本边际产出较高,一方面说明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另一方面说明资本存量距离稳态水平尚有距离。三是可抵押资产价格总体上与实体经济生产率保持比较合理的关系。四是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规模基本可控。五是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尚有提升空间。

★ 目前金融供给运行方式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成就,是在不断改革中逐步取得的

金融改革的起点是1979年。改革的第一步即确立中央银行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调控金融供给的最重要部门,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成为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国家掌握的调节经济的主要杠杆包括货币发行、信贷、利率、汇率和结算等。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宏观调控框架下,金融系统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的形式越来越多,对国家发展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和革新技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支持作用。

筹集资金是金融供给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部门筹集资金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19年2月底,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82.1万亿,是1978年12月1155亿存款余额的1577倍。如果没有有效的资金筹集方式,存款余额停留在1978年的水平附近缓慢增长,可以想象,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革新技术将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正是有了资金筹集的强大保障,才有了1978年12月到2019年2月期间743倍贷款余额的增加,才有了全社会资金运用规模的大幅度增加。加上各种有价证券的大量发行、外汇存贷款的增加、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的大幅度增加,这些都是金融改革在过去四十年内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从资金筹集到资金运用的金融供给设计,是在宏观金融运行和调控体系的大格局中不断完善的。过去的四十年金融改革的经验之一,就是在金融运行和调控体系上大胆改革、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之初,对金融供给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至少做了五件。一是建立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1985年以前,资金运用采用的是信贷资金“统收统支”的方法,各专业银行资金吃的是“大锅饭”。1985年初在信贷资金管理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实行“实贷实存”的信贷资金管理新体制。新办法规定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帐户上必须先有存款,然后才能放贷款或应付客户提取存款等支付,如果专业银行帐户上存款不足,可以向中央银行透支(各专业银行还可以相互短期拆借),各专业银行在地区间的相互汇款,由过去统一由央行集中清算,改为由各专业银行自行清算,这一改革又被称为“打破了资金的‘大锅饭’”,为后续改革打下基础。

二是在资金筹集环节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央行职能后建立起来的。为保证资金的统筹和调剂,1984年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较高:各专业银行的储蓄存款上交40%,农村存款25%,企业存款20%,机关团体、部队和财政金库的存款100%。在较高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下,中央银行需要通过大量再贷款将资金返还给各专业银行。1985年,我国存款准备金比率统一调整为10%。1987和1988年,存款准备金比率最早作为政策工具,配合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1987年从10%调整到12%;1988年从12%调整为13%。后续的存款准备金政策运作都在此基础上日趋成熟。

三是对利率在资金筹集和资金运用中的作用有了新认识,初步开展了发挥利率杠杆作用的政策实践。改革开放之前,从1971年10月1日到1979年4月1日期间,1年期整存整取的存款利率一直保持在3.24%的水平。改革开放之前的利率管理,我国为应对通货膨胀一度实行了与货币利率并举的折实存款利率和折实贷款利率,当时对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重视利率在保护存款人真实收益、保证资金筹集稳定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将利率视为提高资金效率的杠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经在深圳、温州等地试点实行以人民银行存、贷款利率为中心的利率体系和以管理存款利率上限、贷款利率下限为重点的利率管理体系。

四是放弃了对银行信用以外信用形式的排斥。1979年以前,受计划经济的影响,银行信用是唯一的资金运用方式。多种形式的资金运用形式对应多种形式的信用和融资。1981年上海最早开始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86年4月,人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联合确定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10个城市试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暂行办法》和《中国人民银行再贴现试行办法》。从1985年开始,银行发行和代理发行国债、国家投资公司债券、企业债券。1991年向社会公开发行企业股票。

五是金融市场初步形成。1986年1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人民银行召开了广州等5个城市的金融改革座谈会,最早将银行同业拆借作为改革内容提出来;同年3月7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次以金融法规形式允许“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互相拆借”“专业银行之间相互拆借的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议定”等内容。1988年4月开始,全国各大城市开放了国库券二级市场交易。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1994年12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

★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金融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是挑战,也是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主要矛盾是如何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真正作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只是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不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系统,体量和质量都大有不同。如果说,过去的四十年,金融供给的运行和调控体系可以从发达国家借鉴一些经验,那么,未来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可以向其他国家借鉴的模式就非常有限。

当前金融供给侧改革面对的是与1979年完全不同的储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资本形成规模和资金结构。2017年我国的国民储蓄超过37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978年国民储蓄的270倍。未来金融供给侧改革所面对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和金融工具丰富的金融运行和调控体系,这套体系在过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某些实体经济领域无法被有效服务到的短板。如何围绕金融供给侧从无到有,再续写下个四十年金融改革的又一波澜壮阔的篇章,需要极大的智慧、魄力和更精细的顶层设计。这是挑战,也是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赵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