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十多年来，读得次数最多的书之一，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原因两个，一是薄，二是没懂通。
韦伯第一次揭示了“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渊源关系，他论证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毕生为积累财富而奋斗但他们对这笔财富的消费却不感兴趣。韦伯认为，那种源于达尔文宿命学说的生命观念，使得那些人勤俭、自律、诚信、清洁、对单纯娱乐非常厌恶，对劳动的热爱对应成为“上帝感召中的使命感”，他称之为“新教精神”，而这正是现代西方经济成功的精神起源。
事实上，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丰富和不可思议，而人类在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则面临越来越急迫和严厉的拷问。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财富拥有者都被迫直面这样的困扰。在这本小册子里，韦伯反复言及的，大概只有两个词：贪婪与控制。
他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于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对财富的贪欲确实是从商者的最大敌人，如何克服，他的药方是新教伦理。读到这里，就一直读不下去了，因为，中国人从来是入世的。
四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拯救才刚刚开始。
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情结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有抽象的形而上的信仰。与西方的商业伦理精神相比，中国式的自我拯救似乎更加的具象。千年以来，我们从来只相信现世，即便是匍匐在香火缭绕的庙堂，我们还是在乞求佛祖让我们今世身体健康、财源广进，而来世能够投胎进富贵人家。我们从来没有原罪感，没有生而为赎罪的道德前提，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卢梭看来，这是公民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起点。
那么靠什么，来拯救我们的商业人生？
我们现在有的是：制度的约束，这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多商业行为是完全边缘化的，甚至是界于合法与不合理之间；我曾请教很多人。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告诉我，答案是新儒家伦理，在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他顺手写下北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张载的立心、立命及开太平，跟平头百姓有什么关系？我在无数个乡村和读本中行走。黄河青山，中国人千百年来信仰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是足以流传和让他们为之牺牲的？
我期望得到的答案，好像仍然在大雾弥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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