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因循原则，即根据时代变化而修改和制订法律的与时偕行的精神。商鞅从三王五霸的历史经验中，引申出“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立法原则，认为“汤武之王，不循古而兴，殷商之灭，不易礼而亡”（《变法》），“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算地》），就是说，立法应当因民俗、合国情，否则立法就要出问题，就不是良法。商鞅又指出，“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壹言》），“法宜其时则治，法有时而治”（《佚文》），否则，就会走向反面，“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也”，只能导致“法立而乱益，务为而事废”（《佚文》）。
商鞅不仅以这三条原则为立法原则，而且在实践中也基本上实现了这些原则。商鞅的法治使秦国强大，使“秦民大悦”，商鞅的法治是因时应变的创新。正是在这些立法原则指导下的法治，使秦国从一个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华夏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并最终完成了一统华夏的历史使命。
法与权：法对最高权力的软约束
法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解决权与法的关系，这也是商鞅法治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商鞅法治实践面临的第一大难题。从秦孝公与商鞅的关系来看，两人是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的变法。从这一点上说，秦孝公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
但是，从商鞅的法治思想体系来看，商鞅始终对君权凌驾于法之上保持高度警惕。不仅在《商君书》中对君权与法权的关系作了大量论述，而且在实践中首先解决的也是这一问题。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鞅不可能提出如果君王犯法与庶民同刑的内容，这是商鞅法治的一个很大的弊病，也是后世攻击商鞅的法治是人治的主要根据。但从历史实践来看，这一时期历史文献中没有秦孝公干预变法破坏法治的记载。这既与秦孝公是明君有关，也与商鞅的法治实践有关。实际上，商鞅除了向秦孝公陈述立法的强国利民因循原则之外，还从正反两个方面限制了秦孝公的君权破坏法治的可能性。商鞅对君权没有硬约束，但有正、反两方面的软约束。
正面约束就是向秦孝公指明，如欲做明君、强国之君、有为之君，君权不能干预法权，就必须行法治，法权高于君权；只有依法治国、约束君权，才能实现强国的伟大目标。做昏君、独裁之君、亡国之君才会事事亲断亲为，以权害法，以权谋私，以私害公。
商鞅正面约束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陈述明君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虽然一切大权由君主独操，以保证中央集权，君主有无限权力，但在操作层面上，商鞅把君权的直接行使主要限制在立法领域。因为人事任命权、行政权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官员的选拔、升迁、处罚都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官员行使行政权是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按照法律来决断是非。这两个层次的管理，用不着君主去显示自己的权威，君主的权威已经在法律中得到体现了。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凡事都要君主来决断，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一个国家能治理好，是因为民众和官员自己就能按照法律的规定把事务处理好，而国家混乱，就要由君主决断。这就是所谓的“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说民》）。商鞅的结论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就是有道之国，表现为“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说民》），君主的大权主要是制订法律、监督法律的实行，这一思想与后来自秦始皇后期开始实行并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独裁、封建专制是完全不同的。明君就是只管立法，只有亡国之君才亲操一切大权。“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去强》），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令来治国，国家就削弱。这就解决了是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治理只能靠法治，而不能靠权治。“守一者治”（《弱民》），这个“一”，指的就是法。对百姓来说，只服从法律而不是服从官吏，官吏则是“官法民”（《弱民》），即官吏也只能按照法律来治理百姓；同时，在官与君的关系上，也是法律关系，虽然一切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但官吏也是“以法事君”（《修权》），有相当大的按法处置的自主权。
第二，明君是为天下治天下，不以私害公。商鞅指出，掌握大权的国君要“爱权重信”，要“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修权》）。所谓公与私，其实就是按法律来区分的，凡是法规定的都是公，与法相反的行为都是私，私应当服从于公，一般民众有公私之分，国君也有公私之分。如果一国国君不能明辨公私，那么就会引起国家混乱。商鞅认为，赏刑之行，有赖于权势，故商君以“权”为治国三要素之一，且以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修权》），但是，法律的实行有赖国君，国君不能以法行私，国君的权力并不是私有的。“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修权》），认为公私界限分明，平庸的人就不会嫉妒有才干的人，无能的人也不会嫉妒功臣。如今乱世君臣都是放弃一国利益，只顾自己官府权力和一已私利，这也是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是否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君主独制权柄，非为一已之利，须为天下治天下。
第三，最高权力者必须首先遵守法律。在权与法关系中，商鞅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作为立法者、司法者的国君不仅要监督全体国民实行法律，更重要的是国君自己要自制自胜，立法者、司法者首先要遵守法律。商鞅认为，“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人者，先自胜者也”（《画策》），“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就是说，国君是否是明君，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遵守自己制订的法律，明君守法，无道之君则舍法而行私。不仅臣民要守法，而且“法者，君臣所共操（守）也”（《定分》），最高权力者与执行管理权的官吏，都要遵守法。如果君主不按法治，就会助长国家的混乱。“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赏罚断，而器用有度”（壹言）。民众没有治理好，这是因为君主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国家法规不能严明执行，就是国君助长了动乱的因素。英明的君主不能放松统治措施，不能助长动乱因素；国君掌握大权，主持朝政，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在朝堂上捕获奸邪之人，而且官吏也没有邪僻行为；奖赏、刑罚决断得有凭据，做出的各种器物用具有一定的规矩。商鞅还指出，出兵打仗有两个原则，“一曰辅法而法行，二曰举必得而法立”（《立本》），即国君协助法治，法治才能实行，国君做事一定和法度相当，法治才能确立。商鞅指出，国家之所以出现混乱，多是为政者“多释法而任私议”引起，好比权衡物之轻重和长短，而不用秤砣和尺寸，如果“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肯定行不通。商鞅还认为，法度是治国的权衡，违背法度而靠个人意见，都是不知事理的。明君知道不可以任由私议和称誉个人来治理国家，必须按照法律明确规定，符合法律的就奖励他，危害国家的就要惩罚。商鞅的结论是：“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开塞》）。
反面的约束，就是通过两次对秦公子的处罚表明了法权对君权的约束。史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商君书》）。后来新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史记·商君列传》）。商鞅所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之“上”，其实也隐含君主在内。君主是当时最大最高的“上”。商鞅处罚秦公子、秦太子、秦孝公的秘书长等最大的权贵，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当然不行，秦孝公通过支持商鞅处罚他们警示了其他秦国的贵族和权贵，不得干预和反对法治，否则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处罚。但同时，所谓君权，其中也包含了他的哥哥、儿子、最亲信的助手的权力和利益。公子虔作为秦孝公的亲哥哥，在秦献公时代应该起过重大的作用，在孝公继承君位时也作了很大贡献，其影响应当仅次于秦孝公。处罚公子虔、太子和太子傅，也可视为商鞅约束君权的措施。
所以，虽然商鞅强调一权于君，权柄操于君主一人之手，但在法治之下，君权实际上虚化了，司法权托于独立之法官，行政权操于各级依法行政之官吏，人事权被军功法、爵位法限制死了，非功不能任命，立法权虽在君权，但要通过庭议、公议进行讨论，实际上是君臣所共操的。梁启超指出，“法家根本精神，在认法律为绝对的神圣，不许政府动轶法律范围以外”，故法家有“令尊于君”（《管子·法法篇》）之说。④萧公权先生虽然批判商君以法治国为专制和人治，但也承认在“君权尚未盛大之时，论者犹有法者与君臣共守之主张，与近代法治思想相接近”。⑤商鞅的法治一方面为君服务，是工具，但另一方面对君权也是限制和制约，二者兼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