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经济增速快于服务业为主的国家也是普遍规律，多数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制造业竞争下降，制造业只得大量向海外转移，但我国人口劳动力总量大，东中西区域差距也大，东部沿海的制造业可以大量向中西部转移而不是向国外转移，我国未来20年在结构升级、区域转移过程中发挥人口大国优势，仍然保留较大规模制造业对经济增速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三是我国“人口数量红利”减弱后，通过改革可以激发“人口质量红利”，过去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但我国人力资源潜力还有巨大开发潜力，劳动力质量经过职业教育还有提升空间，劳动力性价比经过开发后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可以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陈道富：我国短期内仍能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优势。传统的高增长动力尚未耗尽，支撑前30年高增长的结构转换力量，如工业化、城镇化及全球化还有一定空间。同时，在转轨过程中，我国又仍借助较高的杠杆，维持着原有的三个自循环，特别是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缓解了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当然，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增强，在找到新的强大增长动力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可能会趋于7%以下。
李佐军：原因之一，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区域大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城镇化所处阶段不一致，当部分地区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后，另一部分地区还可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原因之二，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各级政府凭借自身强有力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超出一般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但有些代价不一定眼前显示出来。
“跑马圈地”时代结束
随着“跑马圈地”粗放式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环境约束日益增强，资源（矿产、劳动力、资金）紧张状况开始凸显，已不能依靠要素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与之前相比，中国经济已经发生哪些结构性和转折性变化？
陈道富：与之前相比，我国经济运行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需求结构已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的认识和需求将发生阶段性变化。
经济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2013年底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6858美元（以2013年底6.11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测算）。虽然我国当前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但总体而言，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基本解决温饱等“生存”问题。
近10年，我国居民的需求重点已从“衣食”转向“住行”，房地产和汽车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终端需求。从人口结构上看，老龄人口占比稳步上升，特别是第一代创业人群逐步退出市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开始成为市场主要参与者（企业家的新老更替，新的农民工群体涌现）。
我国绝大部分居民，从保证“生存”转向追求“生活”，开始重视衣食住行的质量，关注环保和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关注公平正义等社会秩序。这是一个需求（欲望）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当需求这个评判体系已悄然发生根本转变时，经济运行的供给体系也要相应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