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意味着经济进入了新的阶段，不同于过去30年，尤其是不同于过去10年高速增长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意味着我国处于阶段转换的变革常态之中。总之，在未来3~5年的时间，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可能更多的意味着“变革常态”。
在更长的时间段里，则可能倾向于用于表达不同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中高速增长的“新均衡常态”。
在两种不同常态中，经济呈现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当处于“变革常态”时，经济真实的内在波动较大，过渡特征明显。体制的转轨，集中表现为各种割裂，呈现出各种“乱象”：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割裂，经济的管理体系与运行体系的割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风险收益的获得者与最重承担者的割裂（治理体系、风险管理体系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体系）等等。
基于当前存在的多种割裂，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三个自循环系统。一个是由外贸领域、国际房地产和消费市场、外汇储备运用构成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二是由土地财政、房地产和影子银行构成的自循环。三是投资内部形成的过剩产能自循环。
李佐军：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矛盾和问题、寻求经济新对策都有重要意义。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是适度的，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具有可持续性；二是经济结构是优化的，第三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稳步提高；三是经济质量是较高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生产率提高；四是经济制度环境是有利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
高储蓄支撑高投资优势
我国短期内仍能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优势。传统的高增长动力尚未耗尽，支撑前30年高增长的结构转换力量，如工业化、城镇化及全球化还有一定空间。
证券时报记者：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历史来看，结束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便很难维持在5%以上的水平。我国在结束高增长阶段后，还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原因何在？
范剑平：我国在2011~2020年仍然有望保持在7%~8%中高速挡位，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投资主导型国家经济增速快于消费主导型国家是普遍规律，我国现阶段具有接近50%的高储蓄率，比其他经济体相同阶段高出10~20个百分点，既有投资能力，又有投资空间，只要将储蓄高效率地转化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