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需看，尽管金融危机“后遗症”频发，但已有迹象表明国际市场正在温和复苏之中。美国私人需求强劲，整体经济虽然处在小幅增长阶段，但增长范围广泛，消费信心和房地产投资升温，民间部门复苏，不确定性转小；日本经济在强力刺激政策推动下出现强劲反弹，出乎预期；欧元区亦从衰退和财政困境中蹒跚恢复；新兴经济体受到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双重制约，经济增长水平将不及过去几年，但预计增长率仍将高于发达经济体。尽管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矛盾仍未解决，制约了经济复苏水平，但初步展现的经济回暖势头及各国市场需求的稳步增长，必将给中国进出口贸易创造广阔的机会，也将拉动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通常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部分发展中国家既是中国的市场又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当前发达国家相对较好而发展中国家相对羸弱的经济格局，有利于中国在出口恢复和国际经贸关系中处于更好的位置。
内需方面，国内市场远未饱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向纵深推进，大量投资将发挥“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在居民收入提高和政策鼓励下，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旅游等多个传统消费领域出现广阔市场空间，推动消费不断升级；随着人口老龄化、主要劳动人群更替和社会消费观念变化，养老、教育、消费金融、电子商务领域成为新兴消费热点，消费对拉动经济的影响继续提升。
伴随近年经济总量扩张，中国经济发展对原材料、能源等基础资源的需求大幅上升，并对外部资源形成依赖。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原材料、能源价格高速攀升，对国内众多企业生产成本形成直接冲击，并成为整个经济增长掣肘；金融危机后，由于世界范围内需求萎缩，基础资源重新定价，成本显著下降；同时，随着国内资源产出增加以及新能源开发、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的深度推进，短期内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趋缓，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四、深刻理解投资的战略地位，防止“悬崖式”的调控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量，2010年以来对GDP增长的贡献在三驾马车中占比一直保持在50%上下。在目前国际经济缓慢复苏、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偏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想要稳定在合理区间，仍然需要适当规模的投资强度，对投资驱动力既不可过度依赖，但也不能盲目“去投资化”。应在逐步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对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将投资增速稳定在20-25%左右，避免投资增速出现“悬崖式”跌落。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不足问题。基础设施投资在国际上也成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美国近年来多次提到要建立基础设施银行；2013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绿色基础设施：提高欧洲的自然资本》的新战略；2013年日本提出“新增长战略”，计划未来十年内将公共设施投资增加50%。麦肯锡预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18年间要达到57万亿美元，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但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在投资发挥战略支撑作用时期，必须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市场在资源配方面的决定性地位。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倒逼相关企业尽快适应，主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降低政府对投资的主导作用，调动民营资本投资，尤其是要放开一些行业限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激励民间资本活力。还要防止短期内在某一领域集中、过度投资，形成投资的低效和浪费，政府部门应将有限的投资投向那些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对经济拉动作用更为持久的基础领域和民生领域，重视引导非政府部门的投资方向，与政府投资形成互补。投资调控政策的重点要向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等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