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美国人前些年所标榜的“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仍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大逻辑是结构问题可全盘由市场自发解决，而此次金融危机下，美国调控当局运用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如不救“雷曼”而选救“两房”、“花旗”、“通用”。中国虽然在应对此次金融海啸中有良好表现，但在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贯彻落实“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进程中，应当特别注重借鉴他国（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大国）的调控经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需有供给侧的结构对策。贾康已指出了弗利德曼式经典表述所引出的认识片面性，强调不能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而以为抽紧银根可成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和完全手段。近几年来，以粮食和农产品为基础的食品价格因素始终是物价上涨中占据70%以上份额的构成因子。因此，有针对性地增强对农业产品有效供给的激励，便可能缓解相应的物价上涨势头，而不是仅仅以总量调控这样的“一刀切”方式进行调节。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市场经济目前还不成熟，竞争机制相对不尽充分、要素流动自由性仍然相对薄弱，这一方面会导致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以总量调控为主、需要依赖市场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我国经济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需注重调控中的区别对待。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在中国不论是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的情况下，都存在某些领域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需要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财力引导来强化。因此，应当从实践出发，坚持有区别地对待中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的改进，通过“供给管理”加强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改进总供需的平衡状态。
“动物精神”引发“非理性繁荣”的逻辑
与“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所强调的不同，“动物精神”实质上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意指非沉稳的动机、情绪化本能式和非理性的行为，会引发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在动物精神视角下，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假说显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理论缺陷；而这种理论缺陷恰好有助于我们认识动物精神的实质，这一点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都没有发生变化，其实质正是经济出现非理性繁荣的源头。把握这一源头，就可以站在基点上对非理性繁荣已经发挥的“优势”进行总结，对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预测，同时可以从其产生的源头上进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