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中国特色的海权观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者关于海权的讨论逐渐兴起，回顾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海权的论述，基本在海权的内涵方面达成了共识，即海权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既包括军事手段也包括非军事手段”在内的“收回海洋权益，并不失时机地拓展海洋权力的一种综合能力”1，是指“一个国家对本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实际管辖能力、控制能力和防御自卫能力，以及在特定海域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2。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的观点较成系统，他在法权范畴内对中国海权概念的界定得到了广泛认同：“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权国家普遍攫夺的‘海洋权力’”，“是中国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就其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他认为马汉所言的seapower仅仅是指海上力量，马汉海权论致命的缺陷是不能说明海上力量发展和应用的正当性，即法理基础，最终只能成为美国寻求海洋霸权的工具，因而提出使用searight取代seapower来表述中国海权，强调“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有限海权的特点”，“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上的上述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捍卫其合法‘海洋权利’的阶段”。3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关中国应发展“强大”而“有限”的海权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大多意见趋同，但是在到底多大程度是“有限”、特别是海权中海上力量的发展限度问题上仍然没有定论，既然国家可供支配的安全防卫资源有限，那么海权和陆权的关系问题、海军与陆军孰重孰轻的问题，继清末“海防与塞防之争”，再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从本质上看，这种争论实际反映了对国家安全形势的认识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判断，因为即使是最激进的海权优先主义者，也认可中国要“确保陆权的前提”。刘新华提出：“当代中国之所以需要在地缘战略选择上实行海权优先的战略，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摆脱了近代以来地缘战略选择的两难和安全上的双重易受伤害性，出现了面向海洋、发展海权的战略机遇。”而张文木在提出“有限海权”的同时也认为：“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安全边界就是利益边界。我们的利益走向哪里，我们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国防大学徐弃郁教授认为中国应避免陷入“海权的误区”，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比陆军昂贵得多)，“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但是“放弃成为海上军事大国的目标不是要放弃发展海洋，而是要量力而行，军事力量必须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在对张文木观点的批评时，特别引证了德、俄、日的历史实例，指出所谓“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的想法，“是追求‘绝对安全’、安全上‘绝对自助’和‘绝对手段’的逻辑，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不可能实现。”很多学者折中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刘中民强调中国既要考虑陆地安全环境改善为相对集中力量发展海权提供的战略可能性，更要从海疆安全面临的压力考虑海权发展的必要性；在发展海权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上，不应如何盘算降低本来已经非常低的海军国防投入，而应寻找思路提高海洋经济的综合国力贡献率，进而为海权发展提供动力。李义虎认为只有更完整地认识中国海陆地缘的特殊性和双重性，避免海陆二分和实现海陆统筹，并在战略选择上权衡好大陆与海洋、海权与陆权及东向与西向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从地缘政治方面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张文木认为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对中国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海上力量的发展也并不只是海军的事，而是“陆海空作战力量，从外空到深海……以及整个信息网络技术体系所构成的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从陆地向海洋的外推”，希望可以从国家战略力量建设的高度平息海军、陆军的争执，因为这样看来，现代航空母舰也“不过是从外空到深海大立体作战体系的一个作战平台。”
关于中国海权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近十年，经过各方观点的激烈交锋和深入对话，目前看来，主张辩证认识这一问题，海陆统筹，立足国情，量力而行，有效维护现代国际法框架下我国海洋权利，发展“强大”而“有限”的海权的观念，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强调的都是维护中国的合法权利，而不是要中国去四海争霸；是侧重发展海上非军事力量，而非海上霸权；是积极参与全球合作，融入世界，而非特立独行，与其他国家展开海上竞争乃至军事竞赛。十年的争鸣和认识的趋同，为国家高层出台有中国特色海权的权威解释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我国海洋战略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理论已经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