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权观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上来看，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马汉的海权论（Seapower）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种种变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海权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海洋强国海洋战略的制定。事实上，现代意义的海权作为一个战略性极强的概念，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团在运用这一范畴时，都不可避免地赋予其不同的形态和内容。从诞生之日起，它就有着浓重的军事色彩，正符合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海洋扩张开道的时代特点，海洋战略自然就成了海军战略；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对海洋霸权主义的制约，西方海权思想中也加入了更多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内容，海洋战略内涵也日益丰富，下面简要做一历史回顾。
美国海洋扩张催生了马汉的海权论，其海权概念是指“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所谓“利用”，主要是指国家把海洋作为—个四通八达的“商路”加以利用；所谓“控制”，主要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和军事手段(主要是运用海军)控制海上交通线，而“世界霸权是可以通过掌握制海权取得的”。在马汉这里，海军战略就是他的海洋战略，他给美国总统建议的实现其“海权”的战略措施，包括要建立一支能够控制北美水域的强大舰队；要在防御半径内开辟战略基地；要在世界海洋交通要道上建立起一定数量的战略据点；最后是要尽可能多地占领海外殖民地等等，都离不开海上军事力量范畴。
马汉海权理论中的军事思想得到了英国海军战略家科贝特的继承，他的海权思想进一步局限于制海权，而“制海权指的就是对海上交通的控制权”。他从“海洋成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角度出发，强调“海军战略只是海洋战略的一部分”，而“海洋战略最需要关心的事情，是确定陆军和海军在战争中的相互关系”。他在1911年出版的《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中讨论了海军和陆军如何配合完成最终的战争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舰队构成、兵力集中和分散、争夺制海权的具体原则，其思想的主体仍然是海军建设与运用，不过是与马汉相比，更有从陆地和海洋统筹战争全局的意识，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的欧洲国家比美国更注重争夺大陆霸权。
二战结束后，世界迎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开发和利用的海洋的步伐加快，海洋蕴藏的巨大资源引起了各国的普遍重视，特别是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更增强了海洋大国向海洋寻求利益的动机，1976年，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发表《国家海上威力》1，提出了“国家海上威力”这一新的海权概念：“开发世界海洋和保护国家利益，这两种手段有机构成的总和，便是海权。一个国家的海权，决定着利用海洋所具有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而达到其目的之能力。”“国家海上威力的实质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大洋(或如常说的地球水域)的能力。”“运输船和捕鱼船队也是国家海上威力的组成部分”。可见，戈尔什科夫的“SeaPoweroftheState”概念拓宽了传统“SeaPower”观念的内涵，认为国家的海权首先意味着，国家开发全部海洋资源，利用海洋提供可能性服务。因此，国家必须全面发展海洋科研考察能力、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海洋运输能力，以及与国家海洋科技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国家海上军事力量，以保护国家对世界海洋的开发。戈尔什科夫在书中提出的关于海权的三点思想：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大国地位，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海洋战略。
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关系处于低谷，美称苏联为“罪恶国家”，誓言“华盛顿绝无可能与一个集权国家保持稳定关系”的里根上台，痛斥美国70年代的对外政策，认为“苏联打着军控的幌子实际上已经取得领先于西方的优势”。时任海军部长的莱曼提出，为平衡苏联在欧洲大陆力量方面的优势和遏制其海军发展势头，美国必须迅速加强并保持“海上优势”。从而将马汉的“海权”思想发展为“海上优势”思想，将马汉的“海军战略”思想发展为“海洋战略”思想。他从确保美国“海上优势”这个国家安全目标出发，确立了奠定美国“海洋战略”基础的“八大原则”。第一项原则，“海洋战略来源于而且从属于国家安全的总战略”。美国的“国家战略”规定了海军取得“海上优势”的基本目标，“海洋战略”必须牢固地建立在“国家战略”基础之上；第二项原则，“国家战略规定海军的基本任务”；第三项原则，“海军基本任务的完成需要确立海上优势”；第四项原则，“确保海上优势要重新确立一个严谨的海洋战略”；第五项原则，“制定海洋战略必须以对威胁的现实估计作为基础”；第六项原则，“海洋战略必须是一种全球性理论”。第七项原则，“海洋战略必须把美国海军及其军事盟国的海军兵力结合成一个整体”；第八项原则，“海洋战略必须是前沿部署战略”。莱曼的海洋战略的实质是对马汉关于海权是“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实际上还是以海上军事力量发展为核心，成为美国争夺全球海洋霸权和制定海军发展计划的理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