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庆：1992年下半年出现的“三乱”，与当时金融市场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管理有关，也与当时特定的经济发展背景有关。
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正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个过渡转化时期，常常不是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优点结合，而是把两者的缺点结合在一起，使某些无政府状态和“吃大锅饭”机制同时存在，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某种扭曲。1992年下半年出现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三乱”问题在某些程度上就是反映了在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这种特殊现象。
当时，一些同志把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作为模仿对象，误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由放任，单纯依靠“无形的手”去指导经济，可以不要宏观调控，不要总量调控，不用计划制约和政策指导。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搞开发区、上投资项目，只要主观需要即可，不经可行性研究，不经批准就可以自己安排，没有资金自己筹，甚至挪用流动资金、挪用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挤占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去搞基本建设。有的金融部门甚至置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于不顾，擅自拆借信贷资金用于炒房地产、炒股票、自办各类公司，从而助长了泡沫经济的产生。有的地区和部门还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种种行为。由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时间乱集资、乱拆借等到处流行，并且手法多样，不到一年体外循环资金达2000亿元，占全年信贷规模的50%以上，并进一步导致经济出现了增长过热、宏观经济失衡和通货膨胀加剧。
记者：您是否可以回忆，人民银行当时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治理“三乱”？
周正庆：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和朱镕基同志提出对银行的“约法三章”后，人民银行总行多次组织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清理“三乱”的具体政策措施。
在清理违章拆借方面，人民银行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同业资金拆借秩序的通知》《关于坚持做好清收违章拆借资金工作的通知》和《关于继续纠正清收违章拆借的几项政策规定》等，在停止各种新的违章拆借的同时，要求各金融机构对过去的违章拆借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清理，并出台了比较详细的规定，重点是收回投向炒买炒卖房地产和股票的拆借，调整和撤并了重复的资金拆借机构，并加强对拆借资金流向的管理。根据统计，到1993年10月底，收回的违章拆借资金约有810亿元人民币。
针对各种擅自和变相提高或降低利率的行为，人民银行要求各金融机构对存贷款利率进行一次认真清理，并下发《关于不准擅自提高和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的十项规定》，根据这一个规定，各金融机构必须严格执行法定的存贷款利率，以法定利率为基础确定的浮动利率要报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还规定不准采取发实物、发手续费、搞贴水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储蓄存款。1993年7月，人民银行报经国务院批准两次调高存贷款利率，这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基本制止了储蓄大战、利率大战，扭转了银行储蓄存款下降的趋势。
199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举办的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支付股息、红利的有偿集资活动一律暂停。
此外，1994年人民银行落实“约法三章”，还严肃查处了乱设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开办金融业务的行为，对分行越权及地方违规批设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财务租赁公司、融资公司、信用卡公司、保险机构以及科技试验银行等进行了清理，那年撤销或停业整顿的金融机构达608家，并制定下发了《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将金融机构的审批和监管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