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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而天的“机制转换”与新主体观

——论毕来德的《庄子四讲》

摘要:毕来德的《庄子四讲》把从“人的机制”到“天的机制”的转换,作为庄子哲学的核心,以此构筑了一个新的身体-主体构想:官能、资源与力量的总和,不可知的向度,虚空与事物的来回往复,开端与创造性发生的场域等,乃是这一新身体-主体观的主要向度。通过这样的阐释,毕来德将庄子带入当代语境中,使其承载解放那些被资本主义体制规训、消耗的现实主体的要求; 但同时也不能忽略毕来德对庄子的误读。

关键词:毕来德; 机制转换; 身体-主体

 

作者简介: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

 

在《庄子四讲》中,毕来德(Jean Franois Billeter)先生富有洞见地指出,由“人”而“天”的“机制转换”构成了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的心思所在主要是‘机制转换’”①。而这种机制转换主要发生在身体之内,身体乃是此种机制转换的唯一场所,而身体本身在毕来德的理解中,支持着一种新的主体构想。本文试图批判性地绍述毕来德在机制转换、身体与主体这两个议题上所做的工作。


一、由“人”而“天”的“机制转换”


毕来德所谓的“机制”(régime)②来自对引擎发动装置因转速高低而产生功率强弱这一现象的启发,毕来德以此比喻主体的不同活动方式。而庄子所呈现的活动机制主要是两种:人的机制与天的机制。“在他(庄子)的观点当中,只有两个层次:‘人’的和‘天’的。人在下,是最下面的一层,而动物则居于其上,在天的那一层。比如说,在《庚桑楚》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即是说,只有动物能够真正地做动物,只有动物能够在天的层次上行动。” “‘人’是指故意的、有意识的活动,要低一级; 而‘天’是指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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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瑞士] 毕来德:《庄子四讲》,宋刚译,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33 页。

② Régime 的含义及其思想脉络,参见刘纪蕙《庄子、毕来德与章太炎的“无”》,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二十二卷,2012 年第3 期,第105—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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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意识的,要高一级。” “意向性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为人所独有的,也是错误、失败、疲惫与死亡的根源。而浑全、必然且自发的活动,被称作‘天’的活动,无论它出于一个动物或是一个已经达到高境界的人,却是效力、生命与更新的源泉。”①显然,人的机制突出了人的目的性与意向性,是作为意识主体的人自觉计度、谋划、造作的活动,同时它也应当意味着官能分化的、不完整的、单方面被突出或强调的,如同《应帝王篇》中被凿开了七窍的混沌,眼、耳、鼻、口各有所明而不再相通。在这种机制中,人作为主体的自觉性被凸显,意识始终监管着主体自身,活动指向明确的目标,而事物也得以作为策略性地被使用的客体而建立。人的机制作为低级活动机制,由于处于意识的监管的紧张之下,因而必然会令人疲惫不堪,这种活动机制使得生命处于“消耗”大于“生养”的状态。天的机制作为高级活动机制则与之相反,它意味着“生养”大于“消耗”的状态,正因如此,它才是效力与活力的源泉。以《庄子·达生篇》吕梁男子游水为例,毕来德主张,天的机制是完美的,是自发、必然与高效的统一,同时它也是完全或完整的,“因为这种活动是在我们所有官能与潜力共同整合之下产生的; 这些官能与潜力包括了我们自己意识到和没有意识到的所有一切。属于这一机制的各种活动,对于庄子来说,一直是惊奇与沉思的源泉”②。

由人而天的机制转换,意味着逐步脱离故意的、有意识的活动方式,不要让有意识的活动妨碍切入那些更浑整的,源于更深层潜力的活动形式③。庖丁解牛的过程以寓言的方式生动地展示了由人而天的机制转换。刚开始解牛的庖丁不得不在“人的机制”中学习,牛以庞大的身躯横亘于其面前,三年之后出现了机制的过渡,但他还必须继续用心来控制自己的行动,因为还没有完全进入“天的机制”当中。在这里发生的转折表现在, “原来有意识地控制并调节活动的意识,忽然被一种浑整许多的‘事物之运作’取代,而这一运作则解除了意识一大部分的负累,使人不再费力。这时我们所有的官能、资源与力量,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都一同组合起来,往我们期待的方向行动了,而其共同协作现在已具备了必然的特征”④。庄子使用“忘”来描述这一机制的过渡,“遗忘是熟练的结果。当深层的力量已开始起主导作用的时候,这种遗忘才会发生,意识才会放弃它的主管的角色而忘记自己”⑤。在这里,由于意识的自我遗忘,因而它无法成为自己活动的见证人,但庖丁却能够清晰精确地表述在机制转化与天的机制中呈现的情形。这里触及到了一种可以称为“主体性的基础物理学”的学问⑥,一个新的层面必须被思及,这就是毕来德所谓的“游”的机制。“当我们将一个动作或一系列的动作完全整合起来以后,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对之只是施以很有限的控制,基本上只是监督而已。意识将行动的责任交给身体以后,便脱身出来,有些像是居于其上了。这样,我所谓的身体便能够完成许多的活动,而其中一些甚至包含了极端复杂的精神操作,譬如说像言语的活动。当意识这样信任身体,它自己便获得了一种自由,可以转向别处,而行动却不会因此中断。”⑦ 在天的机制中,身体对其自身,有一种越来越精微、越来越准确而完整的感知,“游”便意味着这样一种活动的机制:“意识在这一机制中由于脱离了一切外在的任务,只是观看我们自身内部所发生的活动。” “处于一种旁观者的位置。意识在观看着一种不依靠它来执行,而且是以必然的方式在进行的活动。” “这一机制没有目的,但会很有用。它有一种哲学的意义,因为其中即有对必然的认识,也有一种由此产生的,由对必然的静观所产生的第二性的自由。”⑧ 如果说“忘”刻画了由人而天的机制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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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子四讲》,第42、39 页。

②《庄子四讲》,第36 页。

③《庄子四讲》,第39 页。

④《庄子四讲》,第45—46 页。

⑤《庄子四讲》,第49 页。

⑥《庄子四讲》,第51 页。

⑦《庄子四讲》,第56 页。

⑧《庄子四讲》,第56—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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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游”则已经将主体带入天的层次,与此相类,“神”则意味着主体在“天的层次”对官能分化状态的克服。对于毕来德的庄子而言,神不再是外在于主体的力量,也不是在他身上行动的某个异殊力量,而是行动者本身那种完全整合的动能状态,活动本身脱离了意识的控制,仅仅服从于它的自身。在毕来德看来,这就是庖丁在“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中所呈现的活动状态①。

按照毕来德的理解,庄子所揭示的机制转换的道路有三条。第一条静观,即意识对身体而言处在一种旁观者的位置,在观看一种不依靠它来执行,而且是以必然方式在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只是在我们身体内部发生。“成为他自身活动的惊奇的旁观者”②,可以无所用心,无所牵挂,超然物外,从而达到丧我的存在状态。在那里, “意识面对的不是一个运动中的身体浑整的行动,而是身体本身处于静止时内在的活动”,“其意识抛却了一切实践的心思、一切意愿,任随一个平静下来的身体知觉来带动自身。这乃是‘游’的一种形式”。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触及到的是“最终极的简单”,毕来德解释说:“因为对自我的知觉不是一件思维上的事,而是‘自身’ (corps propre)的自我感觉,它是我们自身活动的自我知觉。”毕来德所谓的自身(corps propre)是来自梅洛-庞蒂的一个概念,在庞蒂那里,“自身” (corps propre)与“他身”(corps objet)相区别,自身指自己的,通过自我感觉感知的身体,他身指别人的,作为客体的身体。“自身”活动的自我知觉,乃是我们意识和我们的主体性之基础,庄子所谓的心斋,乃是对这一至为简单、至为亲近的基础之回归③。所谓静观,也即内省自观的能力,一种与终极的简单照面的方式,事实上,毕来德主张,这种能力“乃是我们一般视觉之基础与存在的条件。如果我们内身没有这种想象的能力,也没有对所产生的景象的一种原来的直觉,那我们也不可能用眼睛看见任何身外的东西”④。

第二条道路是回归自身的“退隐”。回归自身的潜力,并不能化约在意识及其对反者无意识的界域之内。毕来德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最终受制于意识与无意识(即从日间意识出发设立的对立面)的二元对立,因而无法理解意识与身体的潜力之间的联系。换言之,身体与主体的潜能必须在超越意识/无意识的层面加以理解,因为这一潜能内在地具有引发行动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将身体视为“一种没有确凿可辨的边界的世界,而意识在其中时而消失,时而根据不同的活动机制,在不同的程度上解脱开来。按照庄子的想法,学会适度地转换机制,或是任由这些变化自然生成,是非常重要的。意识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接受自我的消失,从而让一些必要的变化能够自由地完成,然后更自由地、更恰当地行动”⑤。这种自我回返的退隐,其实是主体返归虚空,或是回到混沌,接近海德格尔所谓的听其自然或泰然任之的经验,即让意识与自我从中解脱出来,而事物在身体的世界内自行运作。《庄子·应帝王》中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雕琢复朴的故事,被毕来德视为这种自我回归的退隐的例子,他以此说明,返回自身,恰恰是与接受最谦卑的生存相辅相成⑥。

第三条道路是美学性的“大道”。毕来德以《庄子·天运篇》北门成与黄帝论乐的故事来呈现这一美学性的“大活动”,一种身体中的官能与潜力的总体由于自发性与协同性而抵达的完美运作。
但毕来德所揭示的“天的机制”仅仅作为人的活动方式,其发生的场域被限制在人的身体中,因而他不得不求助于重新界定了的身体概念,作为这种机制的主体基础。他试图从意识与观念的近代式控制下解放身体,身体在其本然的状态下,潜在地拥有“天的机制”,是后天的意识、语言与观念等阻碍了这一机制的发用,从而使得主体退回到“人的机制”中。这样,就不得不面向毕来德的庄子所阐发的身体-主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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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子四讲》,第9 页。②《庄子四讲》,第55—58 页。③《庄子四讲》,第83—85 页。④《庄子四讲》,第107 页。⑤《庄子四讲》,第107—108 页。⑥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回归自身与更新世界是否同一个过程? 而且,回归自身的起点是什么? 即从什么始点走向什么终点? 庄子所说的“与造物者游”或“游于未始有物之处”,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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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与主体的新构想

 

毕来德在庄子的哲学中发现的是一个恰当的主体性构想,后者不仅是解释性的,即能够尽可能说明我们经验的全部,包括其中的悖论与非连续性; 也是行动性的,即能说明我们抉择、创造事件、开创新局的能力。这一构想通过其身体观得以显现。毕来德通过庄子所呈现的身体-主体构想,大抵而言,具有以下几个向度:

首先,身体是“官能、资源与力量的总和”。这样,身体不再是解剖学上的物理-生理的身体,也不是客观对象化的身体,不是作为视觉对象的形质之躯体,而是我们所拥有的或是支配我们所有已知或未知的官能、潜力之总和(totalité)①。作为官能与潜力的集合,身体说到底是一种可知与不可知的活动以及在此活动中呈现的“能”或“力”②。“官能”意味着构成身体的部件——汉语所谓的“器官”,本身就是身体的能力,比如视、听、嗅、思等就是眼、耳、鼻、心等器官之能力; 身体不是被视、听、嗅、思等所捕捉的对象,而恰恰是这种捕捉与把握的执行官能的总和。说身体是“资源”,这意味着身体本身作为官能的总和,乃是有待开发的,官能本身固然内涵被给予性的因素,但却不完全是被决定的,更不是现成性的,而是在习练与开发中不断形成与提升的,而且这种习练与提升,意味着官能的自我运用。而官能的自我开发与习练需要意识的参与,因而在这里,身体还是与意识相联系的。但当毕来德说身体是“力量”时,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身体又位于意识之外,且不能为意识所穿透,无法被主体自觉地习练,而人只能让力量自行发生③。因而,“力量”本身即为身体之潜在的力能。由此,作为力能总和的身体,只有在活动(activité)中才成为身体④,而活动或者是习练提升官能,开发自身的潜在资源,或者是为那种蕴积在内部的潜在力量的自行释放与调节准备主体方面的条件。毕来德对身体的这一理解,在欧洲的脉络中,有正反两个要素作为背景而发生作用。反的方面是,近代以来的身心二元论哲学,与物理学、基督宗教有内在的相契,为了给精神、灵魂、上帝腾挪空间,这就需要将身体化约为物理性的机械装置,或者作为欲望、激情与感性的集合,这是对身体作为意义的发生机制的剥夺,从而使得身体成为虚无化的容器,成为必须被征用、占据、支配的对象,从而在观念层面为精神与社会体制对身体征用的正当化予以担保; 正的方面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尼采、柏格森等所提供的能量本体论,使得对身体的理解可获得一另类可能,毕来德或许由此受到启发。但问题是,力能不管是自行发生还是在驾驭与引导下发生或转化,都要求一种在它之外的东西,而仅仅从力与能的角度来定义身体时,如同于连(Franois Jullien)所勾勒的势化的社会一样⑤,仍然脱离不了“意义的缺位”,甚至强化了这种意义的缺位。

其次,毕来德的身体观的要点是其“不可知”的向度⑥。对毕来德而言,用来定义身体的“官能、资源与力量”,既包括已知,更包含未知的。正是这种未知的向度,使得我们可以领会到身体有一种自发性的运作,它不为意识所掌控。这就提供了一个新的主体构想,毕来德说:“一个恰当的主体概念,应该能够尽可能说明我们经验的全部,包括其中的悖论与非连续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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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子四讲》,第133 页; 《庄子九札》,第12 页。

②《庄子四讲》,第107 页,身体被理解为我们的“一种可知亦不可知的活动”。

③参见何乏笔《气化主体与民主政治:关于〈庄子〉跨文化潜力的思想实验》,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二十二卷,2012 年第4 期,第8 页。

④毕来德说:“在别处我还谈到身体是我们的‘一种可知亦不可知的活动’的概念。”《庄子九扎》,第12 页。

⑤参见于连《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余莲《功效论:在中国与西方思维之间》,林志明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1 年版。

⑥[瑞士] 毕来德:《庄子九扎》,《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二十二卷,2012 年第3 期,第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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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能说明我们抉择、创造事件、开创新局的能力。我对身体的定义或可对此有贡献,因为它的一个根本向度就是‘不可知’。庄子提示的某种主体构想,也应当可以满足这一要求。”① “不可知”作为身体-主体的一个向度,意味着以意识、精神、灵魂等来掌控作为物理装置或欲望激情组合的身体构想已经不再有效,身体内部“保存着其意识的无意识”向度,因而很难将其中的“光明”与“黑暗”分离,这就使得混沌或虚空对于身体而言有了重要的意义,甚至,毕来德指出,庄子所说的虚或者混沌之所在,不是别的,而是身体。以这样的方式,近代西方以降的“‘主体’、‘主体性’、‘精神与躯体的二元对立’等概念范式,已被撼动”②。因为不可知的向度恰恰意味着“去主体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去主体化,使得“天的机制”的发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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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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