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工智能应急大模型赋能现代化应急管理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应急工程正高级工程师 许欢
人工智能应急大模型不仅是更高效的内容生成工具，还在更深层次上触及现代应急管理关键瓶颈，包括如何从海量信息中快速形成结构化判断，如何把分散性知识转化为可调用能力，如何在高压力和高不确定性环境下，提升应急管理研判质量与组织效率，如何把不同分工的部门真正组织成高效协同链条等。
人工智能应急大模型的技术价值最终通过场景体现，对于应急管理而言，大模型不可能一开始就做到全域替代、全能覆盖，而应重点围绕高频、高价值、强需求场景，逐步形成稳定能力，再由点及面推动体系升级。比如，在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场景，人工智能应急大模型可融合气象、水文、地形地貌、人口分布、交通网络、遥感影像和历史灾情等多源信息，推动预警从“指标预警”升级为“情景预警”。又如，在事故灾难专业处置场景，大模型可通过调用危险源特性、专业规范、历史案例和装备参数，辅助一线人员形成警戒范围建议、现场救援方案、隔离控制措施、人员疏散路线和现场风险提示，帮助其在高压条件下迅速掌握关键知识。（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许欢，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应急工程正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公共安全治理、应急管理现代化、数字治理与人工智能治理。主要著作有《新时代公共安全理论与实践丛书》（编著）《中国应急管理发展研究2020》（合著）等。
人工智能发展数据瓶颈与突破路径
——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 肖仰华
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背景下，数据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成为驱动智能实现的关键要素。自机器智能概念提出以来，其实现方式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和经验驱动三种范式紧密相关。这三种范式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数据与模型可以形成相互转换、彼此赋能的协同机制。数据或模型方面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优化对方加以缓解、弥补。数据驱动与经验驱动则构成一种互补关系。经验驱动中的环境、反馈以及动作序列，本质上也体现为一种数据驱动，但经验驱动强调在在线持续交互中形成并更新策略，而数据驱动更多依靠离线经验数据。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瓶颈主要体现在：数据的尺度法则失效，高质量私域数据供给困难、具身智能发展存在数据困境。突破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瓶颈，应聚焦以下方面综合施策：发展多样化数据获取策略，关注非直接的数据获取渠道，从追求规模向追求质量转变，加大模型训练力度、探究人类泛化迁移机制缓解数据稀缺，发展自进化的人工智能，大力发展大模型的数据科学。当下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着力打造可信、安全的数据空间，这不仅是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路径，更将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肖仰华，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市青浦复旦未来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为大数据管理与挖掘、图数据库、知识图谱。主要著作有《图对称性理论及其在数据管理中的应用》《知识图谱：概念与技术》（合著）等。
世界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变革与中国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 刘作奎
伴随全球非殖民化运动推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西方文明优越论逐步瓦解，现代化话语从西方中心向多主体建构转型。现代化不再被理解为对西方制度和价值的被动接轨，而逐渐被重新表述为各国基于自身历史条件、文明传统和发展阶段进行自主探索的过程。
后现代和后殖民批判、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多元现代性和全球南方自主发展话语，共同揭示一个重要事实：现代化作为文明发展的标志，并不存在唯一模板，发展中国家也不应被长期固定在被解释、被规训和被改造的位置上。当前，“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多元现代性”等话语叙事进一步巩固，非西方世界逐步重塑现代化话语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批判吸收人类现代化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原创性理论与实践建构，成功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现系统性超越，形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动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刘作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欧洲历史和政治、中欧关系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主要著作有《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英国对法战略的历史和政治学考察（1914—1929）》等。
全球南方现代化：关键课题与中国镜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田文林
全球南方现代化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的进口替代战略，目标是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另一条路径是基于“比较优势论”的出口导向战略，目标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由于两种战略各有利弊，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经历过政策摇摆。当前，全球南方现代化需着力应对三项关键课题：如何实现经济独立自主与融入经济全球化良性平衡，如何通过提升基础政治能力更好支撑经济发展，如何有效应对外部霸权主义与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复杂影响。
全球南方现代化要想实现后发赶超，需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立足本国国情；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取得更大成功的保障条件，也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全球南方只有采取竞争优势战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才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需实现包容性增长，即经济增长成果能够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共享，保障困难群体公平获得发展机会；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联合，是参与全球治理、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前提条件，也是全球南方成为世界历史主体的必由之路。（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国际战略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主要著作有《漫长的黎明：世界历史进程下的中东》《走出依附性陷阱：第三世界的发展困境与道路选择》《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等。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员 陶希东
随着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变革与深度发展，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但关于如何治理人工智能尚未达成国际共识，不同国家针对人工智能的治理表现出显著的路径差异，我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人工智能治理方针，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指明方向。人工智能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关键路径，在治理模式、治理机制、治理效能方面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主要表现在：决策范式的科学优化与治理效能的系统跃升、组织形态的扁平化重构和服务管理的跨部门协同、能力维度的时空拓展与安全风险的预判预警。
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在加大创新、推动发展的同时，一方面需紧跟前沿、加大投入，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应坚持发展导向，推进技术创新与实践应用并重的“人工智能＋”行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推动社会经济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制度创新，全方位构筑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防控体系，同步加快制度创新步伐，完善技术治理体系，努力为智能社会现代化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陶希东，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区域治理、行政区划。主要著作有《全球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与经验》《中国跨界区域管理：理论与实践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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