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辛勇飞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其溢出效应、乘数效应和社会效应显著。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重要衡量指标之一是制造业增加值规模稳中有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经济学原理表明，制造业增加值由增加值率与产出综合决定，前者取决于“价值创造能力”，后者取决于“需求开拓能力”。一方面，制造业增加值率是价值创造能力的最直观体现，关键影响因素是价值链控制程度、产业高端化水平、新技术运用情况；另一方面，我国作为制造大国，促进制造业产出增长的关键在于拓展增量空间，对冲产能过剩，释放内需潜力，打开外需格局。
为此，应坚持“战略牵引—能力构建—政策发力”的总体思路，以价值创造提升增加值率水平，以需求突破拓展产出增量空间，将“提升价值创造、推动由大到强、实现全面领先”作为重要导向，推动制造业量稳质优高质量发展；突出深度融合发展这一政策主线，做好“两创融合”“两化融合”“两业融合”“内外融合”四篇文章，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大物质技术基础。（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9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辛勇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信息通信发展和管理、高技术产业政策以及数字化发展。主要论文有《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中国数据治理规则体系构建：现状、挑战与展望》等。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 张慧瑜
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是2012年以来从“中央厨房”到县级融媒体、再到媒体深度融合改革的延续与深化，体现为新闻生产传播的智能化迭代、对商业互联网平台的有序改造，以及构建覆盖政务服务与公共生活的全媒体社会服务平台三重维度。“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这一新型文艺形态以普通人为创作主体，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以日常生活为内容，打破了专业艺术生产的垄断，实现了文艺创作权的平民化再分配。
主流媒体凭借其资源、平台与公信力，可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价值引领与传播支撑，通过开设专栏、开展文艺评论，引导素人创作者树立正确创作观，并将优秀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等形式，扩大其传播范围。新大众文艺则为主流媒体注入内容与话语活力，其内容源于普通人生活，充满烟火气与现实感，增强表达的平等感与亲和感。主流媒体通过转载大众内容、邀请素人创作者参与节目制作，将严肃政策语言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叙事，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8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张慧瑜，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基层传播、新闻社会史、对外传播及非虚构写作。主要著作有《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主体魅影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等。
促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协同增效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王明国
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各有定位与侧重，其中，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作为重要国际合作平台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目标愿景、重要理念和实施路径上深度契合，具备协同增效的内在基础。二者目标契合，着眼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理念共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内容相连，构建全球共同发展的支持系统；机制互联，构建国际发展合作的沟通平台。同时，二者在合作范围、服务功能与机制建设方面各有侧重。
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目标上高度聚焦，在逻辑上紧密关联，在旨归上同源共生。二者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一脉相承，空间逻辑环环相连、现实逻辑紧扣时代，具备协同增效的内在逻辑基础，共同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不断走向深入。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彼此呼应、相互依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先行探索与前期实践，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营造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为此，需通过战略调适与合作深化，推动两大倡议协同增效、互促共进。一是坚持共同发展导向，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二是强化发展机制协同，打造面向未来的国际发展平台。三是加强支持系统协同，推动各国能力增长和发展赋能。四是聚焦重点地区协同，打造地区发展命运共同体。（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8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明国，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全球南方。主要著作有《全球治理引论》《国际规则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因果关系与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等。
养老服务的责任优化与供给社会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 王伟进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有所养和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已成为重要时代命题。梳理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养老服务中，政府、市场、社会的责任关系不断变化。从驱动因素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家庭养老服务功能减弱、经济市场化持续推进、国家发展理念革新和国家财政能力增强，构成养老服务发展新趋势的动力基础；国际上公私合作创新，则为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提供实践借鉴。
面对养老服务政府责任优化与供给社会化存在的内部张力，应在科学评估基础上，优化养老服务政策设计，关键是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责任边界，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发挥各主体特长和优势，激发养老服务供给活力。新征程上，我国养老服务发展需聚焦协同性，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责任边界，推动政府从直接供给者向兜底保障者、规划引导者、监管者、促进助推者转变。同时，持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财政补贴精准度，培育专业化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推动养老服务与科技变革、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破解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与供给结构失衡的难题。唯有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平衡好政府保障与社会供给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老龄社会治理提供坚实支撑。（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8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伟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老龄化、公共服务。主要论文有《“十五五”时期我国养老服务发展：机遇、挑战与应对》《老龄社会及其治理面临的认知挑战与应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及其家庭照料需求预测》等。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员 陶希东
随着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变革与深度发展，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但关于如何治理人工智能尚未达成国际共识，不同国家针对人工智能的治理表现出显著的路径差异，我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人工智能治理方针，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指明方向。人工智能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关键路径，在治理模式、治理机制、治理效能方面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主要表现在：决策范式的科学优化与治理效能的系统跃升、组织形态的扁平化重构和服务管理的跨部门协同、能力维度的时空拓展与安全风险的预判预警。
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在加大创新、推动发展的同时，一方面需紧跟前沿、加大投入，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应坚持发展导向，推进技术创新与实践应用并重的“人工智能＋”行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推动社会经济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制度创新，全方位构筑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防控体系，同步加快制度创新步伐，完善技术治理体系，努力为智能社会现代化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7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陶希东，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区域治理、行政区划。主要著作有《全球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与经验》《中国跨界区域管理：理论与实践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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