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空探索是国际航天的战略新前沿，是大国在太空科学探索、太空经济发展与太空科技创新领域的综合竞技场。当前，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一同参与深空探索，全球深空探索呈现多极化趋势，并在深度演化中形成三大主导力量：美国、欧洲与中俄。基于地缘政治与商业利益，深空探索行为体之间开展竞争与合作，推动深空探测技术迭代与深空资源开发利用成为现实，并进一步推动各行为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未来，中美两国可能在深空探索的部分领域进行合作。
【关键词】深空探索 竞合 多极化 中国 美国
【中图分类号】V4/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2.007
【作者简介】何奇松，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太空安全、网络安全、核战略、海洋安全，主要著作有《太空安全问题研究》《构筑堡垒——欧洲联合防务研究》等。
“太空是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1]除近地空间的竞争外，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亦将目光投向深空。深空不仅是太空探索的新前沿，更是大国角逐的新战略高地。深空探索不仅极大丰富人类对地球、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认知，也促进太空技术的进步与资源开发利用，进而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深空探索不再局限于冷战时期对国家声望的追求，而是进一步寻求国际声誉、经济发展与科学发现之间的协同。深空探索已成为大国在太空科学、太空经济、太空科技领域的综合竞技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深空探索，已经形成多极化态势，出于地缘政治与商业利益考量，这些行为体相互竞争与合作，直接影响深空探索的未来走向。
深空探索的界定及战略价值
国际学术界对“深空”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部分团体认为“深空”指地月系统之外的区域，即“类地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以外的空间”；[2]另有观点视深空为太阳系以外的广阔区域；[3]而国际电信联盟（ITU）则将距离地球表面200万公里的空间界定为深空。[4]中国航天界把距离地球38万公里以上的空间视为深空。当然，也有界定更为宽泛的，比如，将近地轨道以外的空间统称为深空。[5]
国际社会对“深空探索”也缺乏统一界定。上述对“深空”起点的不同划分，直接影响深空探索目标的界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认为，深空探索是天文学、航天学和空间技术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对遥远外层空间区域进行探索。也有观点认为，深空探索是利用载人或无人航天器对月球及以远区域进行探测，主要目标包括理解天体的起源和演化、寻找地外生命、解析宇宙现象及揭示宇宙奥秘。[6]一般来说，深空起点划定得越高，深空探索越侧重于太空科学；反之，深空起点划定得越低，则越侧重太空资源开发与利用。私营实体与相关协会尤其强调后者。例如，美国深空探索联盟（Coalition for Deep Space Exploration）致力于“推动人类探索、太空科学及太空利用领域的发展”。基于此，有机构推测，2032年深空探索的市场规模有望增长至440亿美元。
综合上述界定及当前全球太空探索实践，本文认为深空范围涵盖月球、火星、小行星、彗星直至太阳系边界及以远的广阔空间；深空探索是利用无人或载人航天器探测月球，以及对以远空间进行探索，旨在增进人类对地球与宇宙的认知，并对其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
深空探索具有多重战略价值。在科学层面，深空探索致力于破解宇宙起源、行星演化及地外生命可能性等终极命题，为科学发现提供重要契机。例如，研究宇宙辐射与星系分布，深化对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理解；探测木星及其卫星（如木卫二），有助于分析行星演化进程，并为地外生命的探寻提供线索。在技术层面，深空探索推动太空技术发展，包括航天器推进系统、深空导航定位系统，以及在轨制造等尖端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在文明层面，深空探索承载着人类拓展生存疆域的共同愿景，关乎地球保护及文明与物种的存续。例如，行星防御保护地球免遭小行星撞击；寻找宜居星球并探索星际移民的途径。深空探索促进医学、交通、材料、能源、环境、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等领域的进步，极大地增进人类福祉。例如，独特的太空环境使科学家得以研究地球上无法观测的生物和物理过程，推动新药研发与生命科学的进步，对月球、火星环境演化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地球气候变化机理，并做好应对措施。
深空探索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许多源自太空开发技术的高价值产品和服务已广泛融入生活，如集成电路、智能手机所使用的微型摄像头、净水系统、家居隔热材料，等等。随着深空探索的发展，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必将催生更多专注于尖端技术的中小企业、创新产品与服务，带来切实可见的经济效益。深空探索投资惠及整个太空产业链、供应链，并通过直接、间接和诱发效应推动经济增长。2024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报告显示，月球与火星探测项目在全美创造9万个就业岗位，带来200亿美元的经济总产出、22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深空探索与科学、技术、经济增长相互促进。深空探索推动科学研究与进步，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为深空探索提供持续的资金投入，支持更深入的探测任务。例如，现有的月球与火星机器人探测已促进一系列科技突破，催生新理论、新应用与新技术发展，有力助推经济发展。同时，新材料、新能源推进生命支持系统技术的发展，使载人月球与火星任务成为可能，也为人类进一步探索太阳系其他行星及系外天体奠定基础。
深空探测面临诸多技术挑战。比如，航天器的推进系统，通信、导航、定位、授时（CPNT）及航天员心理健康，等等。未来探索更遥远的空间，人类必须突破推进器技术的难题。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距离地球超过4光年，这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以当前技术需数千年才能抵达。即便是抵达太阳系边缘行星，美国“新视野号”（New Horizons）也花费了近10年时间。因此，亟需创新推进技术，以大幅缩短航天器的星际飞行时间。如若一时无法解决定位、导航与授时的技术问题，则需要发展人工智能（AI），赋予航天器更强大的自主决策能力。此外，若未来在月球或火星的表面或轨道上进行驻留，需要解决航天员的心理适应问题。以上仅是部分关键问题，尚有许多技术难关亟待攻克。显然，这些问题已超越单一国家的能力，亟需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
全球深空探索的多极化趋势
当前，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推进深空探索，不仅追求科学知识，也追求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深空探索领域呈现多极化竞争趋势。
深空领域，美国保持领先地位，欧洲航天局是仅次于美国的深空探索力量。整个20世纪，美国发射的火星探测器数量远超其他国家。进入21世纪后，美国成功部署“奥德赛”号（Mars Odyssey）、“勇气”号（Spirit）、“机遇”号（Opportunity）、“凤凰”号（Phoenix）、“好奇”号（Curiosity）、“洞察”号（Insight）等一系列探测器。2020年升空的“毅力”号（Perseverance）计划在2035年前将火星样本送回地球。美国登月项目“阿尔忒弥斯”计划（Artemis）原定于21世纪20年代末实现载人登月目标，为未来载人登火奠定基础，其深空前哨战“门户”（Gateway）目前已延期。2025年2月，美国发射的“月球开拓者号”（Lunar Trailblazer）失联，为美国载人登月再添阴影。美国在小行星探测领域同样活跃。继1996年发射“近地小行星交会”（NEAR）航天器后，美国先后发射了“曙光”号（Dawn）、“奥西里斯-雷克斯”号（OSIRIS-REx）、“露西”号（Lucy）、“灵神星”号（Psyche）等小行星探测器。
美国私人实体表现活跃。2024年，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Astrobotic Technology）发射“游隼”号（Peregrine），但着陆月球失败，这是世界上首个商业月球探测器。同年，直觉机器公司（Intuitive Machines）发射的“奥德修斯”号（Odysseus）成功着陆月球，但发生侧翻，2025年该公司的“雅典娜”号（Athena）着陆月球失败。私企萤火虫公司（Firefly）2025年发射的“蓝色幽灵”号（Blue Ghost）成功着陆月球。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致力于火星移民计划。太空锻造公司（AstroForge）积极尝试小行星资源开发，但其2025年发射的美国第一颗商业小行星探测器“奥丁”号（Odin）未能完成预定飞行目标。
2016年，欧洲航天局部长理事会提出“月球村”构想，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与深空商业化发展。在发射“智能1号”（Smart1）探月器之后，欧洲航天局计划发射新探测器“阿尔戈英雄”号（Argonaut）登陆月球，并建设“月光”（Moonlight）月地通信服务项目。自2003年成功发射火星快车（Mars Express）后，欧洲航天局启动两阶段的“外星生命探测火星任务”（ExoMars）：于2016年成功发射“火星微量气体探测轨道卫星”（TGO）；计划于2028年发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号（Rosalind Franklin）。目前，欧洲航天局计划用“轻船”（Lightship）方案对火星进行低成本探索，并着眼于未来15年内的载人火星登陆，设想在火星、月球或更深空，建立自给自足的“太空绿洲”。
宇宙科学探测领域，仍由美欧领跑，中国发展势头强劲。就太阳探测器而言，美国于2018年与2025年先后发射“帕克太阳探测器”（Parker Solar Probe）与“串联重联与极尖区电动力学探测卫星”（TRACERS）。欧洲于2020年与2024年发射“太阳轨道飞行器”（Solar Orbiter）与“普罗巴3号”（PLoba-3）。中国于2020年与2021年成功发射“夸父一号”与“羲和号”，计划于2025年发射“微笑”卫星。印度则于2021年发射“太阳神L1”（Aditya L1）。日本也有发射探测太阳的计划。
就系外行星探测而言，除1990年升空、现在仍在工作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外，美国先后发射了“开普勒”（Kepler）、“苔丝”（TESS）、“韦伯”（JWST）太空望远镜、“潘多拉”（Pandora）卫星，计划发射的探测器包括“罗曼”（Roman）太空望远镜、“宜居世界天文台”（HWO）。目前，欧洲航天局已发射“高精度径向速度行星搜索器”（HARPS）、“科罗特”（CoRoT）、“盖亚”（Gaia）、“系外行星特征探测卫星”（CHEOPS），计划发射的探测器包括“柏拉图”（Plato）、“大气遥感红外系外行星大调查卫星”（ARIEL）。中国正积极建设“巡天”号光学舱（CSST），“近邻宜居行星巡天计划”（CHES）、“系外地球巡天计划”（ET）、“天邻计划”等。
美国与欧洲主导着金星以远的行星探测。继1997年美国与欧洲航天局联合实施“卡西尼－惠更斯”号（Cassini-Huygens）土星探测任务后，美国于2006年发射“新视野”号（New Horizon）探测冥王星与柯伊伯带天体，并于2024年10月发射“欧罗巴快船”号（Europa Clipper）对木星进行探测，同时规划实施“凯撒”号（Caesar）彗星采样与“蜻蜓”号（Dragonfly）土卫六探测任务。美国火箭实验公司（Rocket Lab）也宣布尝试进行金星探测。欧洲航天局在2005年发射“金星快车”号（Venus Express）之后，将于2031年发射“展望”号（EnVision）金星探测器。其于2018年发射的“水星贝皮科伦坡”号（Bepi Colombo）和2023年发射的“木星冰月探测器”（JUICE）目前仍在任务途中。在亚洲，日本于2010年成功发射“破晓”号（Akatsuki）金星探测器。印度计划于2026年发射“金星船”（Shukrayaan）号探测器。俄罗斯则持续研发“金星D”（Venus D）项目。
行星防御已成为全球深空探索的重要议题。美国2022年成功进行行星防御实验后，目前正在推进“超高速小行星应急偏转任务飞行器”（HAMMER）计划。欧洲航天局则通过推进行星防御计划“拉美西斯”（Ramses）项目与2024年发射的“赫拉”（Hera）小行星探测器强化防御能力。中国、印度与日本等国也正在推进本国的行星防御计划，如日本“福积”（Fuseki）公司正在尝试建设行星防御系统。
当前的深空探索呈现行为体多样化的趋势。2020年，中国成功发射天问一号，对火星进行科学探测。2025年5月，中国成功发射天问二号，探测小行星彗星，并计划2028年前后发射天问三号，于2031年前后执行火星采样返回。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工程”稳步推进、成果显著，计划于2030年前后实施载人登月。日本经历1998年“希望号”（Nozomi）火星任务失败后，在两次“隼鸟”号的小行星探测任务中取得成功，并计划于2026年重新发射“火星卫星探索任务”（MMX）探测器。日本私营企业iSpace公司于2023年与2025年发射两次探月航天器，均着陆月球失败。韩国在2022年月球探测成功后，宣布2032年前进行机器人载人登月，2045年之前建成月球经济基地。尽管俄罗斯2023年“月球25”号（Luna 25）登月失败，但其仍将继续进行探月活动。以色列私企在经历失败后，可能无缘再次进行探月尝试。印度政府在“月船”（Chandrayaan）1～3号成功发射的基础上，计划于2027年发射“月船”4号，并批准了5号的立项。印度、阿联酋在2008年与2020年相继成功完成火星探测之后，持续投入进行火星探测。
可以看到，一方面，国家行为体在推进科研目标的同时日益增强与私营部门的战略协作，通过技术创新共同开发深空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利益。私营部门的商业导向客观上推动技术创新，有力支撑国家行为体主导的深空探索任务。另一方面，新兴力量发展迅速。不仅出现欧洲航天局、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新兴深空探索行为体，阿联酋等国也加入到深空探索行列。
深空探索多极化竞争格局形成。美国凭借其技术优势与资金优势持续领跑全球深空探索。欧洲航天局则依靠顶尖的太空科学研究能力稳居第二梯队，在太空科学探测活动中展现出不逊于美国的水平。中国凭借自主创新与长期规划迅速发展为第三极，在探月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正在推进火星与小行星探测采样返回项目。尽管俄罗斯深空探测目前由于多种原因举步维艰，但是其因继承苏联的航天技术，而仍拥有相当实力，目前俄罗斯已制定包括金星探测在内的多项深空项目，并积极与中国等国家进行合作。
其他新兴国家以差异化路径拓展空间。例如，印度以低成本的火星探测闻名；日本以其精准着陆、深度撞击与采样返回技术，在小行星探测方面建立声誉；阿联酋通过“希望”号火星探测任务提升其地区影响力；韩国凭借月球探索项目展示其相对于朝鲜的技术优势。这些国家共同构成深空探索中的另一极。
总体看来，多极化格局呈现金字塔形结构：美国处在金字塔顶端，欧洲位于第二层级，中俄处在第三层，日印韩阿以等新兴主体则处在金字塔底端。不过，就特定深空探索项目而言，上述排序可能发生变化。比如，在月球探索方面，中国已具备超越欧洲、仅次于美国的能力。
深空探索的竞合表现与影响因素
随着太空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行为体、国际行为体战略导向的推动，一个多极化、多行为体、动机复杂的新时代深空探测格局形成。在此背景下，合作与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国家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国家与私人公司之间既有采购服务关系，也存在监管与竞争的张力；私营公司之间则展开激烈的商业和技术竞争。
深空探索是一项耗资大、技术难度高的事业，离不开各国广泛的合作。美国积极与盟友开展密切协作，其“门户”月球空间站计划即一例：美国与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共同建设月球空间站，欧洲航天局负责燃料补给、基础设施与通信设施建设，日本建造转运飞行器，为月球居住舱提供补给，加拿大提供机械手臂维修服务等。美国则给予盟友不同回报，比如，承诺通过搭载日本宇航员登月，使其成为“首位登上月球的非美国人”。在其他深空探索方面，美国发射的几乎所有航天器均融入盟国元素，通过构建双边或多边合作项目，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网格结构（latticework）。这种深空探索合作结构，不仅能够巩固美国在深空探索领域的地位，也清晰展现出其选择合作伙伴的技术门槛。2018年，美国航空航天局超过一半的协议是与欧洲航天局、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签订的，美国的国际太空合作对象主要集中在24个发达国家；同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仅在欧洲、日本与俄罗斯设有海外联络处，这进一步印证其选择盟友参与深空探索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截至2026年1月11日，共有59个国家与美国签订双边协议，认同美国《阿尔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形成“意愿联盟”。尽管该协定属于月球治理的规则倡议，而非具体的探测项目，但美国借此利用盟友共同塑造国际规则，为其开发利用月球资源并圈占月球主权（至少是司法管辖权）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中俄努力与有关行为体开展合作。中俄联合推进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2020年，中俄两国达成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共识，双方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并公布项目线路图。中俄计划先组建机器人月球基地，再扩展为永久科研站。双方还签署协议共建自动化核电站，以保障充足电力供应。目前已有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50多个国际研究机构参与该项目。[7]中国在深空探索领域开展多边合作。在“嫦娥”系列探月任务中，嫦娥六号搭载法国、意大利载荷，联合探测月球背面环境；预计2028年发射的嫦娥八号将为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11个国家提供搭载服务。未来发射的天问三号也将提供20公斤载荷资源，邀请国际伙伴共同探测火星。2025年7月，中国成立国际深空探测学会（ISDSE），为推动合作提供制度平台。俄罗斯利用深空探索国际合作巩固传统盟友关系。俄罗斯长期向印度提供关键技术援助，是印度成功开展月球及火星探测的重要支撑。目前，俄罗斯持续深化与印度在月球、火星与小行星探测方面的合作，以强化双边战略纽带。
国家与私营企业，以及私营行为体之间，存在多种形态的合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扶持国内外企业；欧洲航天局则依据“公平回报”原则采购成员国私营企业的产品、技术与服务。以美国为例，私人航天公司（如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项目支持，例如，商业月球载荷服务计划（CLPS）。这表明国家与领先的私人公司之间，已形成共生与依赖。私营行为体在深空探索中也积极开展合作。例如，美国太空探索科技为日本iSpace、以色列私企、直觉机器公司发射月球探测器。
深空探索各行为体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利益分歧促使竞争多维度展开，欧美之间的竞合关系尤为典型。美国、欧洲在深空探索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但是也存在激烈竞争。欧洲与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合作，共同进行深空探索。尽管加拿大并非欧洲航天局的正式成员国，但在欧洲航天局部长理事会上享有一定决策权，加拿大通过提供资金与技术，深度参与欧方项目。欧洲航天局与印度加大合作力度，帮助印度发展“月船”3号的推进模块、着陆器研制，以及飞船跟踪服务，为印度“太阳神L1”提供深空通信服务及飞行动力学软件验证等；2024年，印度为欧洲航天局发射“普罗巴-3”，使其与“太阳神L1”合作开展太阳观测任务。欧洲航天局也持续加强与日本在深空领域的合作。例如，日本深度参与欧洲航天局在2018年、2023年、2024年发射的“贝皮科伦坡号”“木星冰卫星探索者”“赫拉”项目。2024年11月，欧洲航天局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签署协议，表示双方将在月球探索（包括“月光”）、火星探测、小行星探测与行星防御等深空探索项目上进行合作。欧洲通过此类跨区域合作，提升科技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并向伙伴国展示，其合作稳定性优于受国内政治波动影响的美国。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大幅度削减太空科学预算。
私人实体与国家、私人实体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如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其移民火星的长期规划，可能超越任何单一国家的太空政策周期。该公司正利用国家合同，为其宏伟目标提供资金和技术验证，展现出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此外，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与另一家以航空航天制造为主的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不仅竞相争取国家项目支持，还致力于研发重型运载火箭以及深空载人飞船等，并在月球资源的开发、小行星探测等细分领域开展错位竞争。上述竞争带来多方面影响：推动成本降低与技术迭代，促使火箭、航天器迅速进步；模糊国家与商业边界，私人实体凭借技术能力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政策工具”，甚至在某些领域代表国家实力，国家也日益依赖这些公司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引发新的监管与伦理问题，如主导深空资源开发与利用所引发的法律争议等。
深空探测中的竞争与合作，深受地缘政治现实的影响。欧洲既希望通过深空探索项目与国际合作推进战略自主，又需避免过度依赖美国。一方面，欧洲长期的依赖引起美国不满，美国要求其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另一方面，欧洲也希望通过深空探索项目，带动科技与军事实力发展，提升自身在北约的话语权。然而，实现该目标既需对美合作，又需独立发展技术，导致欧美陷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纠缠状态。
欧洲曾尝试与中俄合作以平衡美国的主导权。例如，中欧在“嫦娥”项目、欧俄在“外星生命探测火星任务”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但随着欧中、欧俄地缘关系的紧张，相关合作受到影响。一方面，对华贸易争端疑虑，使欧洲退出与中国合作的探月工程。未来，双方能否在太阳探测等领域继续合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欧洲视俄罗斯为安全威胁，与美国共同终止除国际空间站外的所有与俄罗斯之间的航天合作，包括在“外星生命探测火星任务”中的合作。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与中、俄在深空探测项目上或将更多呈现竞争关系。
中美进行深空探索国际合作的可能方向
人类能够克服地球引力走向太空，却难以承受地缘政治的“载荷”。未来深空探索国际合作能否做到打破阵营之间的壁垒，关键在于中美两国能否实现实质性合作。
太空领域竞争的实质是大国竞争，从这一角度看，美国与中国开展深度合作的意愿较低。地缘政治利益与目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与他国进行太空合作的意愿。太空合作一直是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既可笼络或威胁盟友，又可用于改善与竞争者的关系。美国往往从政治、经济、安全、外交、军事、科技等各领域进行全盘考虑，研判合作能否巩固其在太空领域的实力地位，保障其国家安全、商业利益与外交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评估合作时，不仅考虑绝对收益，更注重相对收益——如果战略竞争者从合作中获取的相对收益超过美国，合作便难以推进。
地缘政治是美国开展太空探索计划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在深空探索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使中国被美国视为“巨大威胁”“秩序挑战者”。美国拉拢盟友为其深空探索分担成本，加速本国深空探索项目的实施，同时以“共享红利”绑定伙伴关系。美国希望与盟友加强合作，在载人登月、火星取样返回、载人登火等标志性工程上领先中国，展示其在太空领域的实力地位。就此而言，美国难以与中国进行合作。[8]此外，一方面，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包括深空探测在内的太空技术领域，仍落后于自己；另一方面，美国认为开展中美合作中国所能获得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将远超自己。因此，美国总体上对与中国开展合作持排斥态度。
历史经验表明，战略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具备可能性。美苏双方的“太空竞赛”从一开始就具备非常强的战略和军事含义。[9]20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局势有所缓和，双方为展示关系的改善，以及保障宇航员安全（建立太空救援机制），开始商讨太空合作事宜，并于1972年5月达成协议。两国成立工作组，负责协调技术等事宜，共同研制新的通用对接装置，于1975年7月17日实现“联盟19号”与“阿波罗18号”在太空的交会对接。两国宇航员“握手”之后，相互访问对方飞船，进行多项科学实验。此次任务成功实现不同国家飞船的太空对接，验证异体同构对接等技术，开启战略竞争对手之间进行国际太空合作的先河，标志着美苏在航天领域由竞赛走向合作，对缓和冷战气氛起到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为改善两国关系，中美双边达成太空合作协议，即在保障其卫星技术知识产权的条件下，中国利用运载火箭发射美国为他国制造的卫星，美国则向中国出售卫星及相关部件。1992年，中国成功发射“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把美国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B1”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开启中美太空合作的序幕。然而，1999年，美国国会出台《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将所有卫星和相关产品纳入美国军品管制清单。此后，美国彻底终止对华卫星出口及发射许可。[10]“沃尔夫修正案”则进一步切断双边学术交流。
上述两个案例均说明，美国与战略竞争对手，不可能有如同美国与盟友那样的真正深度的太空合作。即便有合作，也仅限于低敏感领域，如航天器交会对接的接口标准化、商业发射服务、纯太空科学研究等，无法触及深度技术融合或联合研制核心系统。
中美深空探索低敏感领域的合作方向。就纯太空科学研究合作而言，包括月球、火星样品分析，及地球、太阳与地球气候变化等基础科学领域。尽管美国曾多次对中国航天事业施加限制，中国仍向美方提供嫦娥五号采集的月壤样本。这与“沃尔夫修正案”禁止美国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彰显中国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天文发达国家与地区，均已参与中国“增强型X射线时变与偏振”（eXTP）航天项目合作。中国也参与欧洲主导的“地平线2061”项目研究。未来，中美可以在系外行星观测、太阳物理等领域共享数据，共同推进前沿研究。
随着载人登月项目的实施，中美两国进行载人登月（登火）合作，以及深空应急救援合作或将成为现实。借鉴美苏“太空握手”的经验，中美两国可能就深空载人航天器交会对接进行讨论，以达成接口的标准化，为紧急情况下的宇航员转移提供技术基础。未来，随着深空探索航天器频繁发射，中美双边可以交换轨道数据，防止航天器碰撞。当前，中美已开始尝试交换火星探测器轨道数据。
另外，中美两国可共同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关于深空探索环境保护、载人飞行活动协调等问题的讨论。例如，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成立月球活动协商行动小组（ATLAC），负责商讨月球等天体环境保护。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下属空间研究委员会（COSPAR），也在讨论航天器从飞越天体到采样返回地球、人类驻留天体的环境保护方案。中美双方可借助上述平台，具体磋商行星环境保护规则，防范地外生物污染（如采样返回任务）及地球微生物污染天体；共同制定探测活动协调机制，通过采样区规划避免重复勘探，提升科研效率；探讨深空资源治理原则，虽涉及法律与政治问题，但科学家们仍可以积极参与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保护标准制定等工作。
结语
深空探索作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疆域，正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激发科技创新、拓展科学认知的重要引擎。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私营企业）与传统的国家行为体结伴而行，成为深空探索的新成员。目前，深空探索呈现多极化态势。尽管由美欧中俄主导国际深空探索，但是新兴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其中重要的一极。虽然深空探索面临诸多需全人类协同攻克的技术难题，但受大国战略竞争等地缘政治影响，深空探索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形影相伴。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情况，中美两国难以在深空探测领域进行深度合作，但在技术低敏感领域仍存在合作可能性。此类合作虽属于浅层，却可以累积互信，为迈向更高水平的合作创造条件。
当前，在人类载人登月、登火全面展开之前，中美应着眼长远利益，在联合国框架下，共同磋商深空探索治理规则，避免把地球上的分歧带到深空，严禁天体主权化、深空军事化、武器化，等等。此外，也应合理解决深空资源开发与利用规则问题。确保天体基地的资源开发与利用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为人类迈向更远的深空提供战略支撑。
注释
[1]《〈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全文）》，2019年7月24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9n/202207/t20220704_130617.html。
[2][4]“Deep Space Mission: Go for Lift off,“ https://www.celestis.com/blog/deep-space-mission-go-for-lift-off/.
[3][6]“Deep Space Exploration: The Next Frontier in Human Discovery,“ 2024, https://spacecona.com/2024/11/09/space-exploration-the-next-frontier-in-human-endeavors/.
[5]“Exploring Deep Space: From the Moon, Mars, and the Beyond,“ https://www.spartronics.com/resources/exploring-deep-space-moon-mars-and-beyond.
[7]《已有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50多个国际科研机构加入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2025年4月23日，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html?articleId=5f6fbbe29b8c28b46bc793934265131a×tamp=47143。
[8]参见何奇松：《太空领域竞争的实质是大国竞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6期。
[9]宋伟：《太空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人民论坛》，2023年第5期。
[10]参见何奇松：《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3期。《考克斯报告》是以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众议员牵头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报告诬称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技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周群英
The Multipolar Landscape and Cooperative-Competitive Dynamics in Global Deep Space Exploration
He Qisong
Abstract: Deep space exploration stands as a new strategic frontier in international aerospace, functioning as a comprehensive arena where major powers compete and collaborate across space science exploration, space-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pa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esently, both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are engaged in this endeavor. Global deep space exploration is undergoing a distinct trend toward multipolarization, with three dominant blocs taking shape amid in-depth 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the China-Russia coalition. Fueled by geopolitical dynamics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actors in deep space exploration navigate a complex interplay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is interplay has accelerated the iteration of deep 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and enable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eep space resources, which in turn further propels the cycl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actors. Looking ahead, there is potential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llaborate in specific domains of deep space exploration.
Keywords: deep space exploratio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multipolarization, China,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