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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写这部《公共管理思想史》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明代思想家杨宗气有一句名言:“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学问者,同样要以史为基,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了解历史的变化是了解这门科学的一个步骤”。“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述往事,思来者”,“治史永远是往复不已、从头开始的。历史永远在修撰中,永远在推陈出新。史学的命运与人类一切科学的命运无异。”研究公共管理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向人们展示前人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所思、所想和所为,了解前人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睿智,为现代人和后代子孙治国理政、管理国家和社会提供启示、借鉴和丰富的营养。因此,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人类历史发展的无数实践证明,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可见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理论关注的焦点是人类的思想。思想不仅是行动的指南,而且为掌握学科新知识、了解其中的重要关系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思想是理论的灵魂和核心。没有思想的理论是干瘪无力的,犹如僵死的木乃伊。只有调动心灵力量,焕发内心热忱,大胆追求全新的思路和视角,才能提出思想活跃、思想澄明、思想闪耀火花的原创性理论,才能真正称得上原创性的理论创新。思想是人类一切创造的前提,没有创造性的思维,就不能独立地思考和判断,社会的向前发展,就如同没有社会土壤的滋养,个人的个性就无法发展一样,不可想象。

人类历史上,单纯的改朝换代、科技发明、物质积累等,都不会带来社会整体的文明进步和长久的经济繁荣;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全面进步和长期繁荣,都是思想进步、制度创新的结果。托尔斯泰说过,文明的建立不是机器而是思想。人类依靠自己的思想力创造出一个人工世界,走上了与其他物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人类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企业、家庭乃至个人,也是由于其文化、观念、制度、政策、思想方法等的不同而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道路。重新审视最早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近代欧洲发展过程,同样发现,并不是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物质极大丰富以后才产生进步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恰恰相反,是先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人们的思想冲破了专制的牢笼,产生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的思想文化观念之后,才产生了日后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工业革命的。思想的活跃,带来了民智的开发、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带来了工业革命,民主自由大论战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工业革命并不是在客观物质条件最为富有的南欧产生的,而是在贫穷落后但思想解放运动最为彻底、发生了新教革命的西北欧产生的。人类社会是依靠思想活动的成果,包括文化、信仰、思想、观念、理论、制度、政策的演变推动着前行的。人类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人类在进化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与其他物种共同生活过的那个纯天然的自然界,而是大约从石器时期开始的、自己创造并日臻完善的人工界;人类的双手不过是创造人工界的一个重要工具,起决定作用的,是支配这双手的与其他物种有着本质区别的人类大脑所产生的思想创造力。

全部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是思想的历史。回顾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人类进步的速度越是加快,其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思想特征就越加明显——到了近现代,地理环境、自然禀赋等客观物质条件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强调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力越来越弱,取而代之的竞争优势理论,强调的是文化、价值观、经济结构等形而上的东西——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是形而下的物质积累,而是形而上的思想、文化、观念、制度、政策的力量,思想是一个社会成长,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要素。

实践是思想的真理,缺乏实践的思想是空虚的,缺乏思想的实践则是盲目的。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如此迅速,2024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30万亿元人民币,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以思想观念的突破——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改革开放。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和革命,就没有民智的开启和社会经济的繁荣。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巨大的,是物质、技术和精神的活水源头,没有新思想的形成,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创造是不可能的。

思想好比火星:一颗火星会点燃另一颗火星。开放的、完善的思想市场的形成,能够与各种社会力量交相呼应、互为融合,共奏出和谐之韵。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人类历史上,游牧社会的发展之所以总是远远落后于农业社会,是因为在地广人稀的大草原上,人类独有的两个市场——物质产品市场和思想产品市场都不如农业社会发达;工业社会之所以能够迅速超越农业社会,同样是因为在城市工商社会里,两个市场都比农业社会更为发达。思想产品市场的正常运行,有赖于思想的解放;物质产品市场的正常运行,有赖于私有产权的确立及保护、法治社会的建立,以及法律、契约、公平交易意识的形成。思想解放的社会必定是日益繁荣的社会。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幸运地引导中国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更能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加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中国新思想的繁荣,不但惠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在精神和物质上极大地惠及世界。

公共管理在中国作为专门研究“公共组织运用所拥有的公共权力,有效地实现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活动”的新兴学科,对大多数人来说尚且生疏。公共管理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因此在对公共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时,要考虑到制度差异对供给管理带来的差异。梳理、撰写公共管理思想史,需要搜寻大量的文献资料,将古今中外前人哲理式的思想火花挖掘出来。作者力求采取纵横拓展的方式,纵向以学派为基础,横向以人物为标志,以思想、主张和见解为线索,概括思想家们的思想精华,阐述思想产生的背景,评价他们思想的价值,系统地梳理思想家们的学术思想、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阐析他们在公共管理理论方面的所说、所作、所为,挖掘他们在学术思想史上的造诣。正如梁启超所言,“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民族崛起的动力,一个国家发展的后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研究的活力。

从事有思想的学术研究并非易事,除了需要潜质中的那种灵性和感悟之外,更需要一种耐性和好奇心,需要一种发现问题和寻找新材料的能力。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为了整理和研究出这部公共管理思想史,作者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以坐“冷板凳”的耐心,孜孜以求,为繁荣我国的学术研究、填补公共管理学科空白,贡献自己的菲薄之力。

(作者:唐任伍,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周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