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闲聊站”有一个庄严神圣、勤政为民的政府机关。
回到家乡务农，白天与生产队的年轻人一起劳动，一起打闹，到了晚上，寂寞和空虚像虫子般爬上心头，在农村找不到别的书，便找来过去的课本反复阅读，一套《毛泽东选集》4卷被我翻了又翻。
1980年夏天，家乡遭受一场洪灾，到手的早稻、蔬菜颗粒无收，正在村民悲观泄气准备饿肚子的时候，从公社拉来一车车粮食、蔬菜、衣物，分到了每家每户。大队支书感激万分，坦诚对我说：“你是读书人，攸县人对我们这么好，得知恩图报，建议写篇广播稿，表扬表扬。”当晚，一篇《天下农民是一家，攸县人民无私支援灾区》的广播稿写成，第二天寄出，第四天在县广播站播出。
过了几天，两台单车猛然停在我家门前，从车上跳下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区广播站站长谢兵生，一个是公社广播站站长陈新民，他们满脸笑意，送来两个采访本，两本方格稿纸，对我大加赞赏：“能在广播里发稿子，很不容易，你年轻，有文化、有追求、有上进心，不错不错！”并告诉我，以后对外寄稿子，不要贴邮票，只在信封右角上写上“稿件”二字，剪下一只角就行。
从此，按照他们的“套路”，我白天边劳动边采访，晚上挑灯苦战，一篇篇广播稿就这样从指间流泻而出。
乡亲们赶集主要是买进卖出，而我则到霞流邮电所往县广播站寄稿子，顺便到乡政府办公室看报纸。
霞流乡政府机关坐落在“闲聊站”街中心，庄严神圣，我不敢轻入，看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南日报》《参考消息》整齐地摆在办公室报夹上，便麻着胆子走进去翻报纸，见无人干涉，在那一待就是大半天，认认真真，津津有味地翻，旁若无人。有一次，乡政府一位干部见我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眼里顿时泛出两束绿光：“小伙子，这是你写的？！”我点点头。从此，他对我另眼相看，不但允许我在大庭广众下翻报纸，还将锁在抽屉里《创业史》《山乡巨变》拿给我：“不用还了，拿去看吧！”
我如获至宝，品读这些文学名著，心中渐渐埋下一颗充满希望的文学种子。
开始，大家赶集大多走硬路，后来，有人买了单车，“叮铃铃”，清脆的铃声响彻街头巷尾，我羡慕不已，咬紧牙关外出打工，赚钱买来一辆崭新锃亮的单车，经常骑着单车去赶集。
在“闲聊站”赶集，我与乡干部结下深厚情谊。每篇稿子发出之前，必须加盖地方政府公章，乡政府秘书丁碧华不厌其烦，鼓励我对外投稿。记得有一次外出采访，因没有记者证，连通讯员证也没有，被采访者见我一双赤脚两腿泥，以为我是个骗子，便拿起“摇把子”电话到乡政府咨询，得到证实后，才向我提供情况。丁碧华为我大开“绿灯”，写出一张特别介绍信：“各村民委员会，兹有我乡通讯员成新平前来贵地采访，请支持配合，霞流乡人民政府。”并盖上大红公章。有了这张“采访证”，我在乡里采访畅通无阻，后来，他又推荐我参加全县乡镇干部招聘考试。
丁碧华调走后，赵湘平接任霞流乡秘书，他是一位英俊、帅气的文学青年，我们的交流滔滔不绝。他对我的期望更高，要求我主攻报社的头版头条。
赵湘平调走后，文质彬彬的文佳义接任秘书，他与我年龄相当，志趣相投，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
1987年初，乡政府拟招聘一名保险代办员，乡党委书记廖梓生与我素不相识，认定我是一个有知识、有作为、有前途的农村青年，便把我招聘到乡政府，使我得到全方位锻炼。这样，我在“闲聊站”又住了一年有余，对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
1988年，外出打工的浪潮连天涌动，为前途与命运奔波的我离开了“闲聊站”，先后到衡阳市微生物厂、衡阳市种子公司、衡东县荣桓水电站、衡东县广播电台打工，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仍笔耕不倦，发表文章越来越多，渐渐有了“名气”，1992年获得“湖南省青年自学成才奖”。同年被衡山县委宣传部破格录用为新闻专干，实现了从农民到国家干部的“艰难一跳”，这在“闲聊站”一时传为美谈。
经过四十多年变迁，“闲聊站”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敲开一些断裂的麻石板，将街道硬化成水泥路，乡政府、乡供销社均进行了翻新，粮站、学校、食品站、邮电所、农机站、卫生院搬到了新霞流火车站附近，后来，乡政府机关、信用社、派出所等机关单位和不少居民也随迁，建的楼房在四层以上，街道铺了沥青，可并排开三台大汽车。一个一纵两横的小城镇初具规模，拥有新的街区和农贸市场。“闲聊站”仿佛完成了历史使命，逐渐淡出乡亲们的视野和梦境……
天地循环，周而复始。早不久，我回到了“闲聊站”。看到空荡荡的街道、空荡荡的码头、空荡荡的机关、空荡荡的学校，还有街道两旁那坍塌的断垣残壁，心中不由涌出一种欣喜、落寞和惆怅，只有码头上那些麻石台阶，历经数百年风雨和水流润泽，依旧苍劲古朴晶莹透亮，执着地守候在这里，向世人展示当年的繁华和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湖南衡阳市委宣传部 成新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