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是《提纲》第三条中的这样一句话：“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领域主要是劳动实践)改变了环境；人是环境的产物，随着环境的改变也必然改变人。因而劳动实践是人的自我改变。这是马克思提出的对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人的生存环境的唯物主义解释。马克思认为他的这一观点避免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用环境解释人的发展所陷入的唯心史观，更与形形色色公然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主义有根本区别。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劳动实践活动改变人的环境，进而改变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关系即社会环境造成人的本质异化，产生宗教感情、宗教需要，于是“宗教幻想”被塞进入的头脑。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通过思考“人们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头脑”这个问题，最终开辟出了通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认识到劳动实践的重要意义，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一环。
正因为劳动实践活动如此重要，马克思在直接论述宗教感情起源问题的《提纲》第六、七两条之前的一条(即第五条)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11)；在之后的一条，即第八条，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马克思在《提纲》的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这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找到的最终答案，是劳动实践活动。马克思在《提纲》第四条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本身中分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14)这里是在讲宗教只能在实践中被消灭，可以作为宗教在实践中产生的佐证。
由此可见，马克思最终形成的唯物史观，核心概念、关键概念是劳动实践，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借助劳动实践活动加以解释，包括宗教。
本文开头所引马克思在《形态》中的论述，表明《形态》是其唯物史观已经形成之后的著作。此外，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经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1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也曾指出：“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提出一些能进一步揭示他们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16)。这些都表明，《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最初表述与运用。
我们还可以为这一结论提供一个旁证。1845年2月问世的《神圣家族》与写于1845年秋—1846年5月的《形态》(主要是它的第一卷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主题都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两部著作最明显的区别是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前者充斥着对费尔巴哈的溢美之词，后者把全书的第一章用来集中论述自己与费尔巴哈的原则区别。一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刚刚问世，几个月以后便着手写作同样主题的另一部著作，表明作者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认识一定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新的创作冲动。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写于1845年春天的《提纲》中，即《神圣家族》发表之后和《形态》动手写作之前，马克思形成了崭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史观，打算彻底告别费尔巴哈(17)，因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审视有了新的角度和理论依据，得出了新的结论，马克思感到有必要写作《形态》，亮出自己的新观点，重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也包括费尔巴哈。
以上论述表明，《形态》是马克思对《提纲》中形成的唯物史观的阐述与运用；劳动实践活动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关键内容。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它在《形态》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中一定有所反映。事实也的确如此，《形态》阐述的唯物史观完全建立在劳动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
相关研究表明，《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临时决定增加的，全章由六个部分组成，编排在前面的三个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写作这一章，即决定对自己的唯物史观做正面阐述以后专门写出的，后面三个部分则是从此前已写成的部分抽取出来的(18)。由此可见，这一章开始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思想的专门阐述，对我们极为重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9)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0)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他的存在的根本特点是他的生理构造决定了他不得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也就是说，他们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劳动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的外观了。……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他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1)在这三段话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和前提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第二段尤为重要。他们特有的考察历史的方法前提是人，而且是现实的人。现实性指什么?我们会说，是处于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然而并非如此。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者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2)。这里讲得很明确，现实中的人是指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还是在强调劳动实践活动是整个唯物史观的前提。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明确指出，正是从劳动实践出发，使他们和旧唯物主义者，也即抽象的经验主义者，以及唯心主义者，划清了原则界限。这进一步说明，劳动实践活动是唯物史观的根本。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形态》中还有一处讲得更明确：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3)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显然，这里对劳动实践活动在历史观中的重大的、决定性的、基础性的意义的强调，无以复加。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前提、基础，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一切历史现象都要用劳动实践来说明。关于用劳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形态》中有这样的说法：“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24)。同样的思想在《资本论》中也可以见到，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整理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25)。劳动实践活动是生产力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关系和宗教的基础。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过：“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26)。生产关系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各种思想观念也只有用劳动实践方能合理解释。
顺便指出，恩格斯毕生都坚持把劳动实践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基础与核心观点。他在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他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概括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27)。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28)。这些论述与本文对《形态》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通过思考“人们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头脑”这一问题获得的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它的出发点、前提和理论基础，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这是一个用劳动实践活动解释全部历史的理论。这一点在唯物史观的诞生地《提纲》(29)，在首次阐述唯物史观的《形态》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它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本文对此从两个方面略作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