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果不考虑历史的环境条件，一味用法律、用宪法大帽子扣下来，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
2006年11月，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胡德平公开发表观点，反驳企业家“原罪说”。
当时中国社会充斥着一股浓烈的民粹主义氛围。其表现是，不问具体情况和是非曲直，不对问题本身进行理性和专业的思考，而只是简单地诉诸情绪的宣泄和道德的评判。这和贫富差距问题日渐也严重有关。
据经济学家估算，2005年中国的灰色收入规模达到4.8万亿元，这意味着腐败的金额高达中国GDP总额的30%。腐败所造成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因此在对现状不满的情绪也开始在一部分人群中滋长。
造成腐败的重要源头，本来是在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利用干预市场活动的机会进行寻租活动，寻租活动基础的扩大使腐败活动日益猖獗。但是一些人士极力鼓吹，贫富差距是由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这种舆论将公众的矛头从特殊既得利益者身上转移到市场化改革上来，然后聚焦于企业家。因为企业家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先锋和受益者，似乎一切社会矛盾都是和他们脱不了干系。企业家被口诛笔伐，而权力的原罪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正是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行政权力开始越来越强烈地干预、控制经济活动。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遭到削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则大为强化。行政干预的加强，扩大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计划经济时代常见的“跑步（部）前（钱）进”的现象再度兴盛，掌握着审批权力的中央部委门庭若市。
因为“郎顾之争”，国企改制被叫停，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步调也明显放缓。为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调整而成立的国资委，转向“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注入到国有企业的经济资源持续增加，国有经济的行政性垄断依然存在，而民营企业则背负“原罪”阴影谨慎前行。2008年之后，“国进民退”的现象引发诸多讨论。
没有人能够想到，“郎顾之争”和国有企业改革会以这样的方式纽结在一起。
六
“很多莫名的罪名给民营企业家很大的伤害，而如今历史的大环境已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2014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顾雏军事件与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上，一位法学家如是说。
此时，经历7年牢狱之灾的顾雏军已经出狱一年多，他到处奔走喊冤，要求撤销此前判决，改判无罪，为他平反。最终他得到了广东省高院的通知，决定正式受理他申请再审的诉求。“一叶知秋”，历史大环境确实改变了。
2013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决定》称“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对未来的改革做出了总体设计。这标志着中国改革进程的又一次推动。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意味着政府向社会放权，公权力要退出市场，企业家重新回到经济活动的中心。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转而着力于制订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同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是转轨国家久拖不决，而最后仍然不得不走的道路。因为最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是激励企业家精神，而不是代替企业家。
市场期待着企业家的作为。随着城市化进入后期和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与外国产业技术水平之间落差的大幅度缩小，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中速增长期。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支持有效率增长的来源，原有的生产率提高的势头也无法保持，中国就可能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只有加强创新，中国才有可能避免而“中等收入陷阱”，而企业家是市场的灵魂，市场就是企业家不断创新的过程。如果此次改革能够为民企创造真正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必然会激活强大的市场化发展能量，助推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鼓励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相互持股。然而，在国有企业改革面前，仍有一些企业家逡巡不前。他们的顾虑是政府一方面欢迎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又说要“保持国有经济的活力、影响力、控制力”，二者的平衡点在哪里？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民间资本一旦进入国有企业大门，会不会被“关门打狗”，或者被指责“侵吞国有资产”？前车不远，“郎顾之争”在部分企业家心中投下的阴影并没有消除。
熊彼特把企业家称为“经济增长的国王”，因为他们通过不断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只有在私人产权得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可靠保障，企业家无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时，企业家的精神才能被激发起来。如果对产权没有明确严格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要真正地激励起千百万的企业家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勇于拼搏，演出一系列威武雄壮的创业故事，那是办不到的。
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里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的、动人的故事。”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企业家经历了更多的风雨坎坷。为了避免未来的曲折，还需要形成一个“包容性体制”，使得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种市场主体能够有合法的渠道和明确的程序来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这种“包容性体制”是企业家最安全的生存环境，也是中国走向成功、繁荣的必由之路。
